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鼓励下，藏族与兄弟民族、藏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得到体现。但是，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当代中国55年的社会发展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猛然出现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未觉醒、初显、深入三个阶段。
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未觉醒阶段
在55年的中国社会、文学发展史上，这一阶段的时间最长，时间从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有近30年。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界是寂静的，在很多研究者眼中甚至是空缺的。有人总结说：“建国以后，藏族新文学除诗歌创作外，其他各类体裁的创作，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几乎呈现空白，这和藏族悠久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传统是很不相称的。”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主要作品都是建国后十七年藏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比如饶阶巴桑、擦珠?阿旺罗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昂旺?斯丹等。但是在这些诗人的代表诗歌作品中，我们能读到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或者形式化的歌颂，除了少量的作品中用“草原”、“西藏”等直接的比喻和歌颂告诉人们这些诗歌与少数民族，与藏族有关，读者根本不可能从这些诗歌中体会到藏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基调与当时全中国的文学潮流是相一致的。这些藏族诗人大多在解放前后才正式接触到汉族文学，并迅速融入了当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历史特定条件中。他们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汉族文学的模仿，创作意识中还没有藏族文化身份的意识。
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刚刚接触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还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汉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与汉族作家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本民族的意向，也涉及本民族的生活，但作者的写作目的、创作的题材和当时的汉族作家没有区别。比如描写草原上解放了的牧民放牧着合作社的牛羊（饶阶巴桑《牧人的还乡》）；描写汽车开进了西藏，作者展望未来，希望公路布满西藏，铁路修到西藏（擦珠?阿旺罗桑《欢迎汽车之歌》）。有人总结当时的少数民族创作情况说：“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初显阶段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指的是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在这一阶段，藏族汉语文学逐渐成长起来，涌现出了大量作家、作品，作品形式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影视剧本等多种方式。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在作家和作品中得到了初显。导致初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政治领域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较以往宽松了很多，人们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眼界逐渐开阔，民族间、国家间平等交往并且日益频繁，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各个少数民族也更多地走出原来的生活区域。从理论上来说，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大量的文艺理论思潮以极高的频率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在国内传播，影响着国内求知若渴的各族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其中的西方后殖民理论，使人们开始留意到了在审美视角中本民族自己的审美指向和审美诉求，开始追求本民族的独特性。从国内文学环境来说，当时也随着国外思潮的传入产生了一些文学潮流。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寻根文学思潮让众多作家开始追寻已经丢弃很久的民族之根。这也让少数民族作家们开始重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用以寻求民族之根。
所谓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初显，就是说，少数民族作家们开始摆脱简单地将个人情感与中国总体生活相统一，开始确认自己本少数民族的存在，注意到本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变化过程，开始重视并且努力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并开始将民族文化自觉融入到创作中去。而面对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对不同的内涵有不同的处理态度：有对优秀文化传统不加掩饰的赞美，有对部分特质落后性的反思和质疑，也有不加褒贬的解剖式直陈。同时也把民族文化放在世界和全中国的范围内思考它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作者们毕竟刚刚从当代中国前30年的生活中走出来，还无法完全摆脱过去的思维和叙述习惯，文化身份意识有所觉醒但还为表达充分。
1981年，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创作了短篇小说《依姆琼琼》。作为藏族文学史上第一位出版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他的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是新中国第一篇被翻译到国外的少数民族儿童题材小说。故事发生在刚刚从文革的苦难中解脱出来的桑塔草原。经过这一场浩劫，牧民的生活变得十分贫困，就连草原牧民不可缺少，价格十分便宜的茶叶和盐也变得稀缺起来。主人公依姆琼琼家也是这样。十二岁的依姆琼琼还在发烧，但是为了给家里分忧，她主动要求去县城卖自己亲手晒的干牛粪，换茶叶和盐巴回家。同时，小姑娘心底也有小小的心愿，想去商店看看那些她心里一直向往但是肯定买不起的玩具、糖果和小人书。作者详细描述了依姆琼琼三次“卖火柴的小女孩”式的幻觉。终于，因为体力不支，病情严重，她晕倒在雪地里。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不同，最后，她被恰巧路过的县委书记发现并搭救。
这篇小说中，我们能看到过去的文学留下的痕迹。比如在文章结尾县委书记的出现和对他形象的塑造，在文章中对文革破坏的直接控诉及依姆琼琼的阿爸在与阿妈的对话中对文革结束后草原畜牧政策转变的正面、直白的歌颂。但是与第一阶段的文学不同，小说中已经有了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表现。小说中的民族味是很浓的，从对依姆琼琼的外貌的描述：“小姑娘身裹一件已经变得乌黑的旧羊皮袍子，那顶已经磨得无毛的羔皮帽子下面，几十根长久没有梳洗的小辫子被风雪拼命地往后扯拉着。为了抵抗风雪的不断袭击，小姑娘把瘦弱的身子蜷缩在皮袍里，并用衣袖筒捂住了本来就很小的脸。像是被迎面的风雪吹得喘不过气来，小姑娘放开衣袖侧着脸透了口气。这时，才露出了一张早已冻得发紫的小脸蛋。”几句话，一个满身酥油味，在风雪中艰难前进的典型的牧区藏族小姑娘的形象就出现在人们眼前。作者对牧民独特生活的描述也是细致、有民族特色的：“前些日子，家里自从断了茶叶以后，阿妈就把过去熬过又晒干的旧茶叶拿来熬，熬了又晒，晒了又熬，最后茶叶连一点味儿都没有了，阿妈还舍不得拿去喂牛，又把茶叶揉成粉末，拌在全家人的糌粑里。牧民和茶盐，就像水和奶不能分一样。依姆琼琼心想，今天把茶和盐买回去以后，一定要亲自熬一壶浓酽的茶，阿爸喝了酽茶以后，一定会高兴地弹响舌头的，阿妈喝了酽茶以后，那苍白的脸上一定会出现红晕的，就像依姆琼琼看到的那些刚出嫁的新媳妇一样。”这样的场景，跟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在小说中营造出了浓厚的民族气氛，生动地渗透出民族气息。依姆琼琼在藏语里的含义是“小姑娘”，作者用她这个具体的形象代表了草原上无数相似的藏族的小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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