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

建国以前，傣族使用傣仇文（西双版纳老傣文）、傣哪文（德宏傣文）、傣绷文和金平傣文。历史悠久并且使用比较广泛的是傣仇文和傣哪文。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傣族人民的意愿，对这种文字进行了改进。1955年起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行，开展群众扫盲，还用于小学教育中。用改进后的傣文出版了报刊、杂志、小学语文、算术课本，川及民间文学、科普常识、政治文献等书籍。

1957年，国务院批准了《壮文方案》，第二年壮文在壮族的农村普遍推行，群众学习壮文进入高潮，290多万壮族学习了壮文，真正能用壮文读写的有70余万。许多民间艺人用学会的壮文记录了先辈们世代口传下来的壮族排歌。看到民族文化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永久保存下去，壮族人民欣喜若狂。

无论是新创文字还是改进文字，对少数民族群众来说，都是一种陌生的符号。要掌握它就必须去学习，去识记。这就需要一批懂得民族文字、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向人民群众传授，这样才能加快民族语文的普及。合格的师资是民族语文教育的重要保证。为培养各少数民族语文师资队伍和研究整理少数民族文化的科研队伍，繁荣和发展民族语文事业，我国政府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民族语文专业，培养民族语文教学、科研的高级人才。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开始，就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为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文学培养实用人才，从而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崭新的语文教育天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语文专业的教育，使本科生毕业后能熟练地使用一种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并掌握语言科学基本知识，成为民族语文工作人员、翻译和教学人员。1951年5月，首先开设一个藏语班，学生35人。同年又开设了维吾尔语、彝语、纳西语、瑶语（分广西全县瑶语、凌云瑶语2个班）、壮语、布依语等10个班。1952年开设傈僳语、作瓦语、载瓦语、景颇语、傣语、蒙古语等专业。1953年开设侗语专业。同年，为了进一步培养具有从事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帮助创造或改革文字工作能力和编译工作能力的民族干部，从第一批毕业生中选拔5l名学生，开办了研究班。1954年从广西、贵州招收壮族、苗族学生35人成立少数民族语言专修科，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语文工作者。1954—1955年，为内蒙古和新疆开设了短期语言训练班，培养内蒙古及新疆各民族自己的语文工作者和高等学校民族语文教师。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建系四年共开办了42个民族语文班（涉及17个民族成分的28种语言和方言）及研究班、专修科、短训各一个，培养学生共628人。1952年设立瑶族语言文学专业并成立苗瑶语言文学教研室。1956年成立高山族语言文学教研室，并于1959年招收大学本科生。1958年开设哈尼语文专业。

高等院校民族语文专业培养了大批既懂汉语文又懂民族语文、受过语言学专业训练的专门人才，这些人才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普及推广、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为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批人才中很多人自我国双语教育蓬勃发展的80年代以后，成为双语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从建国到1957年这一阶段，从政策、语言文字建设、双语师资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国后来的双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创制和推行民族文字过程中，人们对民族语文使用的客观规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积累了有益的教学经验，为以后的双语教育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材料和经验。

2、曲折阶段（1958一一－1976）

这一阶段是我国双语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的时期。虽然在60年代初，双语教育曾重现一线生机，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遭到建国以来最大的劫难。双语教育从建国初期的黄金时代走入了低谷。 从1957年开始，我国在方针、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民族问题上也出现了“左”倾错误，只强调共同性，否认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民族融合风”引发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语言的发展特点的错误认识，以为社会主义时期是少数民族语言开始走向融合、走向消亡的时期。在民族语言与汉语关系上大讲“民族文字无用论”、“直接过渡”，认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可以“突变”，少数民族可以直接过渡到使用汉语文。195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采用整风的方式，批判了所谓的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并制定了严重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这些错误认识和政策导向，导致不重视甚至反对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得正在试行的民族文字停止试行，已经制订并准备试行的民族文字不再试行，一些老文字的使用范围也受到了严重限制。撤销了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学校的民族语文教学被削弱以致被取消。由于民族语文教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或者被削弱或者不复存在。比如，使一些新创文字如哈尼文、载瓦文、侗文等停止试行。又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民族教育一直采用分校分班的双语教学形式，由于受1958年“左”的思潮影响，出现了合并民族学校的现象，极大地阻碍了双语教学的发展。

1959年以后，随着对“左”倾错误的纠正，民族语文工作中也曾更正一些错误做法，使双语教育一度重现生机。如，1959年吉林省教育厅发出通知，纠正了合并民族学校的错误做法。1963年云南省召开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小学中继续加强民族语文教学的意见。云南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直坚持民族语和汉语双语教育的典型。云南瑞丽县景颇族地区的等嘎小学长期坚持用景汉双语教学，摸索出一整套适合当地景颇族儿童的教学方法。1962年1月内蒙古召开民族语文、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除总结自治区成立15年来民族语文和民族教育工作的经验外，提出从实际出发，发展民族语文、民族教育的八项具体措施。强调民族教育是自治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发展民族语文的重要阵地，在蒙古族中小学里坚持蒙古语、蒙古文的学习。但学校中蒙古语文的学习，不强求一律，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而定。

1966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左”的思潮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范围上都甚于1958年。这一时期全国的学校教育陷于瘫痪，整个民族语文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四人帮”对民族语文采取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否认民族语文的存在，咒骂民族语文“无用”、“落后”。在这种思潮的控制下，不少地区民族语文机构被解散，有的民族文字被迫停止使用。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对民族语文的歧视、侮辱现象，诬蔑民族语言是“黑话”、“搞阴谋的话”，把民族文字当“四旧”来破，大量烧毁民族文字的书籍文献。如蒙古族大多数地区的学校一律用汉语来教学，结果那些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少年儿童学了六、七年书也过不了语言关，出现了“学校出文盲”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我国其他民族地区到处都能见到。延边的双语教育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民族教育机构被撤销，民族师范院校被解散，朝鲜族的许多小学生和中学生不得不到汉族学校读书。在朝鲜族学生集中的学校，民族语文也被排挤掉，学生完全接受汉语文的各科教育，致使这一时期毕业的学生既没有掌握朝语文，又没学好汉语文，严重影响了一代人的文比水准。 由于在多数不懂汉语的民族中采取直接向汉语过渡的办法，不管具体情况，都用汉语来授课，已创制的文字也遗弃不用，其结果，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变得极为缓慢，文盲率回升，严重阻碍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拉大了同汉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以上所述的不顾民族语文发展规律、违背语言使用的客观现实的沉重历史教训，应该成为我国今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前车之鉴。 3、发展阶段（1977年以后）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