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

二、中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

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双语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一个民族或个人与另一民族交际或为了向另一民族学习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语不仅是语言使用问题，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一个民族双语现象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由其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等特点决定的。认识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必须紧密联系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史前的情况因无文献记载不能得知。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就有一些人（主要是上层人士）学习了汉文。唐、北宋时，楼兰和高昌一带，流行汉文，传授儒家经典。汉代在西域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为汉朝使节服务的“译长之职”。如公元7世纪玄奘记载，在唐代，高昌、北庭（今吉木萨尔）就有把其他文章佛典译成汉文佛典的译场。译场中有龟兹、于闻等地僧人及内地僧人，共同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如大法师尸逻达摩（于阗人），通晓汉文、梵文，先后将《华严经》中的《一地品》和《四向轮经》译为汉文（789）。僧古萨里都统（10世纪前后，回鹘人）精通汉文，兼通梵文、龟兹——焉耆文，通晓佛经，知识渊博，将汉文著名佛学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成回鹘文。据金代的史籍记载，辽代契丹境内的不同民族，由于语言不同，相互交际“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当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已出现不少双语人。元代，西北地区有不少少数民族翻译家精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他们为民族间的交流以及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做出了贡献。 分布在南方的少数民族，由于与汉族的关系很密切，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因而开展双语教育比较早，接受汉语文教育比较广泛。其双语教育的特点是先使用本族语言、文字，后以民族语言文字为辅助工具，开展以汉语文为主的民族教育。如壮族在秦以后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在汉字的基础上，模仿汉字的偏旁、部首及音形义的结合特点创造了方块壮字（俗称方块土俗字）。这种文字曾在民间流行，用来记录民歌、故事、帐目等，也在教学中使用。后来，在壮族地区主要推行汉文教学；西汉时期设私塾；隋开皇十七年（597）官学兴起；唐代建立了一批府州县学；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在柳州兴办学校。历史上，壮族中出现了不少有学问的人。如钦江（今钦州）僚人首领宁悌，是壮族中的一位掌握较高汉文化的史学家。乾宁二年（859），赵观文以诗文中状元。宋代，壮族地区建立了不少府州县学、民间义学和社学。明代，广西地区已有府州县学56所，书院64所，清代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仅桂西就设书院85处。历史上，有不少壮族子弟入学读书，有的还参加科举考试，仅宜山一地，“壮童”在贡院应考者就有500多人。长期的双语双文化教育，使壮族中出现了不少学者、文人，出现了一批熟悉汉语文、汉文化的文化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双语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历史上，双语人在有的民族中仅占极少数（如藏、维吾尔等民族），而有的民族则占相当大的比例（如锡伯、壮、白等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也不相同。就我国多数情况而言，双语教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秦汉到明清。秦统一中国后，我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从公元3世纪起，伴随秦汉帝国的发展和向外扩张，就开始了汉族人民向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迁徒的过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早在秦汉时代就布满了汉族人民的足迹。魏晋南北朝时，是我国民族第一次大迁徒时期，东北、北方、西北边疆的匈奴、羯、氏、羌、鲜卑等族人大量进入中原；黄河流域的汉人大批向南方或边疆迁徙。五代和两宋时，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迁徙时期，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人大量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大批向南方迁徙。清统治时，大批满族人进入中原，同时，又有许多汉人不堪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大批迁徙关外或边疆地区。

这种分布局面，使得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华夏族位居中原，称四方之民族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些民族集团是我国诸民族的先民，各个民族集团之间长期以来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始终保持友好的民族关系。夏族人口众多、分布最广、发展最快，首先建立夏朝，进入奴隶社会。秦统一中国，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自此翻开新的一页。到汉朝，夏族改称汉族。汉族的活动地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扩展至全国各地，汉族与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尽管朝代更替，汉族几经沉浮，但他在经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仍然不变，成为民族关系中的一条主线延续下来。在不同的民族的关系中，汉族的先进生产力和封建文化对少数民族影响较大，而少数民族又以其某一方面的特点影响了汉民族。

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关系始终制约着各民族语言的发展。汉语成为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后汉书》中记载的一段属于藏缅语族语言的诗歌，就已有不少古汉语借词，如“圣、德、臣、仆”等。从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和18世纪的《五体清文鉴》等历史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维吾尔语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早期汉语借词。如：“皇历、大唐、弟子、道人”等。明清两代，由会同馆和四夷馆（后称四译馆）编纂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辞书，总称华夷译语。少数民族语言包括蒙古、女真、高昌（畏兀儿）、西番（藏）、倮倮（彝）、壮、百夷（傣）等民族的语言。清代，编印了满、藏、蒙、维、汉五种对照的分类词汇集《五体清文鉴》。由于汉族人口最多，经济文化较发达，因而少数民族要更快地发展自己，要与其他民族往来，除了使用和发展本族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汉语文，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出现双语现象的必然性。汉语文不但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自然很容易成为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所以从秦汉起，就已出现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双语现象，而且这种有助于民族发展的双语现象后来又随着历史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在我国，除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构成双语关系外，还有少数民族兼用另一地区性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如门巴族兼用藏语，鄂温克族兼用蒙古语，乌孜别克族兼用维吾尔语等。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