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

建国40多年我国双语教育经历的过程，给了我们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双语教育实践证明，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少数民族语文是少数民族社区主要的交际工具，因此在学校使用民族语文，无论在促进民族语文的发展上还是在发展少数民族儿童的思维水平、提高教育质量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传媒手段的普及，民族间文化、经济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势必需要进一步使用功能最强的全国通用的汉语文，这已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的迫切需求。各民族从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着想，在掌握民族语文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学习和掌握汉语文，进而更快地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了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自己尽快跟上科技飞速发展的步伐，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因此，我们要立足于民族地区语言功能的现实，客观地认识和预测语言功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语文教育政策。“民汉兼通”将是今后我国双语教育的必由之路。各民族必将根据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寻找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双语教育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育体系。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演变，主要受以下几个条件的制约。

第一、社会变革。如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汉语在西域的地位提高，出现了一批兼通汉语的双语人。

第二、移民。如汉族几次大规模迁入岭南，每次迁入都促进壮族双语的发展。秦始皇在岭南设三郡，50万军民进入岭南，汉族与壮族杂居，促使壮族兼用汉语。

第三、民族关系的变化。历史上每当民族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化，双语人必然随之增加。唐代文成公主人藏，在西藏渐兴汉族文化，当时还派遣一些藏族子弟到都城学习汉文和汉文化。蒙元时期，新疆与中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比以往密切，这时期新疆出现了不少精通多种民族语文的学者，如全普庵撒里、必兰纳识里等。

第四、人口分布。人口较少的民族，双语现象往往比较普遍。如柯尔克孜族由于人口较少，而且与其他民族杂居，所以在民族教育中多使用周围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南疆的柯尔克孜人一部分兼通维吾尔语；在北疆，一部分人兼通哈萨克语；在黑龙江，一部分柯尔克孜人多使用或兼用蒙古语或汉语。塔吉克族长期与维吾尔族杂居，大部分人通用维吾尔语，普遍使用维吾尔文。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哈萨克族杂居，多数人通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

第五、宗教的影响。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可能来自另一民族的影响，所以在宗教的影响下容易出现双语现象。佛教在公元一世纪传入新疆后，使得当时的一些新疆人学会了梵语梵文。在新疆发现的双语词书如《梵语——于阗语词汇》、《梵语——龟兹语对译字书》，就是适应双语需要产生的。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门巴族地区之后，一些蒙古人、门巴人在寺庙学会了藏语藏文。

第六、通婚。不同民族通婚，共建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大多是双语家庭。子女随父母学习不同语言，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

第七、境外的影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跨境民族有蒙古、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瑶、哈尼、哈萨克、傣、傈僳、佤、拉祜、景颇、柯尔克孜、布朗、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京、塔塔尔、独龙、赫哲、珞巴等30个民族，其使用的语言称跨境语言。我国跨境民族的双语现象往往受境外同一民族的影响，兼用境外主体民族的语言。如建国前，维吾尔、乌孜别克等分布在新疆北部边界的民族，有一些人掌握俄语、俄文。20世纪初，一些维吾尔族出外经商的商人受国外现代教育的影响，回国后在喀什、阿图什、吐鲁番、伊犁等地办起新式小学，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小学、伊宁图冉学校等。这些学校还聘请土耳其、俄国知识分子任教。与缅甸接邻的景颇、傣等民族中，有些人会缅语、缅文。40年代，景颇族中有些人到缅甸仰光、曼德勒等城市的学校求学，不仅学会景颇语文，还学会了缅语文，成为景颇族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

第八、有无文字。有文字的民族，特别是文字历史悠久的民族，容易实施双语教育，有可能借助文字编写教材，系统传授本族文化。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母语在双语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辅助第二语言教学，其功能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