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禁忌与回回民族的人文观

对回族语言中特有的别同现象，要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探究其人文内涵，千万不能肤浅地误作民族排外心理。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民族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同共体。同一民族，在语言、心理状态、生产活动、居住地域等方面都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人们在使用民族语言时，倾注了民族情感，正因为语言与民族情感如此紧密的联系，在回族语言中因别同而产生语言禁忌，就合情合理了。“点香”是回族在“尔麦力”、“圣纪”等活动中或给祖先上坟时的宗教仪式，为什么不把“点香”称作“烧香”呢？因为“烧香”、“香火”是佛教术语，“点香”的运用，正是为了有别于“烧香”，对“烧香”的禁忌，才代之以“点香”，这正是为了别同。

别同是回族语言禁忌中的特有现象，回回民族经过较长时间的语言转用，逐渐以汉语作为民族语言。汉语既是回族和其它民族交往的工具，也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工具。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回族语言禁忌中的别同现象，其实是为了形成回族内部反映共同情感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情感和共同特质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看，别同正是为了求同，求得带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语，使语言打上了民族情感的烙印，闪烁着民族文化智慧的光芒。

四、回族语言禁忌的人文透视

语言禁忌初始于“塔布”。“塔布”是人类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本质而产生的对神秘力量的恐惧。语言“塔布’包含着语言灵物崇拜，人们为了避免想象中的不利后果，在某种情况下不讲某些话，形成了语言禁忌。回族语言禁忌中有“塔布”因素，但回族语言禁忌更多地受民族人文观念的支配。

语言的特殊功能构成了人类的有序生活，促使了社会的正向运转和文化的广泛传播。语言的交际作用不是语言信息符号的单纯传输和反馈便包括情感信息的沟通。人类正是赖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交流思想感情，这就是语言的人文特征。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构成了回回民族群体的人文属性，他们的语言或语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群体的情感世界，说话者对词语的选择，总要受到民族情感因素的制约，让语言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一听到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就会产生一种民族亲近感和凝聚力。“油香”之于“油饼”，“举意”之于“许愿”，“点香”之于“烧香”，“胡达”之于“天爷”，其语言动机并不在于意义的区别，而是选择民族内部情感沟通的语言方式。既然语言是一个独立民族的重要标志，使用汉语的回回民族在语言交际中选择带有民族特性的语言词汇，就不足为怪了。

回回民族是一个兼容性较强的民族，回族语言在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回族文化属于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人了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汉族文化成分。从回族语言禁忌中不难看出外来文化对回族本体文化的影响。回族语言中禁忌“死”而选用了带有佛教痕迹的“无常”、“归真”，禁忌“死人”而选用了阿拉伯语“埋体”，禁忌“天”、“上天”而选用了波斯语“胡达”。这种多元的语言文化，构成了回族语言独一无二的特色。

看来，语言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需要不断吸收养料，在各种成分的不断完善中充实和丰富自己。回族语言正是在容纳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臻于成熟。

宗教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宗教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回族宗教人士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阿拉伯语，日常生活中又使用汉语，这样就形成了回族语言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用以及汉语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特殊组合，如“克尔自国”（即天房图）、“一个主麻”（即一个礼拜）、“做乃玛孜”（即做礼拜）、“恕迷得很”（即不幸得很）等等。这些特殊结构词语的形成，是宗教传播对语言影响的痕迹。回族语言禁忌，同样带有很浓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的宗教观、伦理观、人文观促成了回族语言中的种种禁忌，而这些语言禁忌恰恰也是伊斯兰宗教文化观念的折射。语言禁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它和民族宗教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应该引起民族工作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