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经堂语的语言问题

　　回族经堂语，顾名思义，是回族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因为经堂语并不脱离于汉语，而只是一种在汉语基础上形成并通行于回族宗教教育中的语言。所以，在语言学的学科分支中，它应该归属于社会语言学，经堂语的语意内涵也应该是汉语言的变体——回族经堂社会语言。

作为汉语言的一种变体，回族经堂语首先给汉语言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其宗教语言的性质，也可以把它和其它回教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无疑，这将会给普通语言学理论增添新的材料。

本文的目的尚不在此。比较研究赖以对所比较的对象的把握。我们在此只是构画一下回族经堂语的大致轮廓，以此给将来的研究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抛砖引玉，以期来者。

一、经堂语的历史渊源

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经堂语的历史也至少应该和经堂教育一样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①，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教育创立时间是16世纪末。这个时间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始祖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的生平资料。胡登洲，字明普，陕西咸阳市渭城人。据说他年近五句时曾客居北京，拜位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忒》等经典。既而归故里设帐讲学，是为回族经堂教育之溯。依此推论，则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经堂语的时间上限最晚也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如果单纯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角度来考察的话，回族经堂语的形成年代还应提前一步，进而与元代白话与明初语体文搭上界。为此，我们可以各选择一段经堂语和元明白话进行比较：“我凭着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赞调养普世界的主，好结末是在一些行计较的人上。主的慈们与安宁，降在他的钦差穆罕默德与他的家眷一总上。在赞主、赞圣之后，祈望主在两世里边给你吉庆者。你知道这件事情者，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俩目的根脚。包含五个模干狄卖，作为五门十四篇。”（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以下简称《尔》)。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系官的库里仓里钱物，偷了来的，少了来的，拿着底人多有。钱赔不起呵，他底田产、人口、头匹的，不拣甚么，准折属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赂者。更不匀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钱算着，那钱数到呵，放呵。怎生？”么道来，奏呵。“交保人每赔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着您的言语者。偷了钱物来的贼每根底不合放”②。

这两段话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语气词“者”（又作“着”，宋元．通用）字来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译自阿拉伯语经典，其中夹杂着阿拉伯语的语汇，如“其他布”（经典）、“伊斯俩目”（伊斯兰教）等，后者却是蒙古语的直译休，其中出现了“么道”（“说着，这样说着”的意思，用于句末，略如古代汉语的“云”）这样的蒙古语词。如果详加分析前段经堂语的词汇，就可以发现除语气词“者”以外，还有好几个词都与元明语汇大有干系，如：

结末：结果。《刘知远诸宫调》十一“四方国柄我权握……有印后为安抚，无印后怎结末？”

一总：总共，所有的。《薛仁贵》一折：“当日三箭定了天山，杀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贵的功劳也。则不这件，一总过海平辽，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张士贵赖了。”

根脚：基础、底子。又引申为出身。《朱子语类辑略》：“贾谊之学杂……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元朝秘史》：“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何颜会说：‘必是个好根脚人的儿子。’”

但是，有几种因素使我们不能够遽下断语，认定经堂语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一是语言的渐变性。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语言的发展变化却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从元末明初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语形成年代约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要在这不足200年的历史中给语言划一个比较严格的分水线这是很困难的。其次，是汉语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的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作者都与罗贯中有关，但其语言风格歧有不同。《水浒传》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语，而《三国演义》中却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语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这时的白话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话的语言成分。经堂语是一种讲经语言，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道地的口语。因而，我们在论述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或明初口语，但也不能仅仅由此而排除它或者是在保留元明语言成分的后来的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一可能。

这样的论述并非毫无意义。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虑语言的渐变性特点，还是口语文保留更多宋元语言成分的因素，经堂语的语言年代可以有约200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结论对考察经堂教育的起源将不无裨益。如果我们有办法证明经堂教育起源于元或明初，进而推断经堂语的源头是元末明初口语，在经堂语的语言特征上，这是可以允许的。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胡登洲并不是经堂教育的创始者，而是经堂教育的承继者和集大成者。刘迎胜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语言文字学后认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应该是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③他用这样的图式来表示这种继承关系：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国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语、波斯语教育一元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回回语文教习一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的波斯语教明末胡登洲开始的经堂教育④。

除了文献资料外，我们可以从经堂语本身再提出两点证据，来支持回族经堂教育发源于元明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的推断。其一，是经堂语的“通语”或“准通语”性质。众所周知，汉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地异言殊。依照方言的内部特点可以将全国的方言划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属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下又有次方言区，如北方方言又可划分为北方官话、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虽然如此，各次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其交际语言也与当地方言大略一致。经堂语言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但除了各方言区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或“准通语”的性质。 经堂语的创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们很难设想这种相沿已久的经堂语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国，这是很难理解的。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