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都以不同方式主张目的论。但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发现自然目的论的困境。如果说上帝生牛马是为了人用，那么人能够伺养牛马，不就等于说生人是为了饲养牛马；如果说鱼和熊掌是为了人的食用，那么鲨鱼和虎狼等食人，不也可以说生人是为了它们的食用。目的论的破绽是很明显的。纯粹的自然主义者否认目的论，他们相信万物都是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产生的。不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和谐的秩序，还是存在着冲突，都是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的有意安排。如王充坚持，天地无目的、无意识，因此由天地所产生的万物，也没有什么目的。他这样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说以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此谓天为人作农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义疑，未可从也。”11目的论往往也是必然论和设计论，而自然主义往往则是偶然论和自生论。如果从目的论和设计论出发，就要承认“用”不仅是内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而且也是事物本身的目的。但如果从自然论和偶然论出发，最多只需承认事物具有“可用性”即可，就像王充所说的那样，五谷具有“可食性”、丝麻具有“可衣性”那样；或者像荀子所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2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一种事物在不与其它事物发生关系之中就具有独立自在的“可用性”。只要是说到“用”，说到“何用”，就一定离不开“谁用”、“孰用”。也就是说，事物的“可用性”同时也要相应于“所用者”而论，只就事物本身而不考虑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就无所谓用或可用不可用的
问题。五谷可食可用，一方面固然依赖于“五谷”本身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也依赖于“食用者”的需要性。对于不需要食用五谷的事物来说，五谷对它是没有用的。因此，事物的可用性，取决于事物本身和需要这种事物的事物这两个方面。鱼离不开水和空气，人也离不开水和空气，水和空气对于人和鱼具有生死相关的可用性，但是，对于无生命的很多事物来说，水和空气也许就没有什么用。从宇宙万物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来看，万物各有其用，万物互为其用；从生态平衡的观点来看，生物各相用。但是，单就一物来说，万物皆无用，万物皆不相用。
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人类中心尤其是个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
问题，因此，“用”也往往是在人类和个人中心之下的“用”。我们需要仔细看一看“人类”与“用”的关系。照以上所说，“用”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事物自身的性质与需要这种性质的事物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性质。“用”的这种一般性质，当然也适合于人类。任何对人类有用的事物，不仅取决于事物的性质，也取决人类的性质。一种事物不管多么合乎其它事物的需要，但如果不合乎人类的需要，它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无用的，它就没有用的性质，或者说它与人类不发生“用”的关系。但人与事物之用的关系要比人之外其它事物对其它事物之用的关系既复杂得多又独特得多。人自誉为“万物之灵”，显得很傲慢。但人却有高明于其它万物的地方，这就是人具有复杂的理性和复杂的情感。他不仅在“用”，而且有意识地在“用”；他不仅使一种事物显现出不同的“用”，而且还能制造出许多有用的事物，最典型的就是“工具”。因此，事物的“可用性”，往往受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很大制约，往往因人的理性和情感作用而出现和增长。上面谈到，事物的可用性与需要者相关。人的需要（即便是本能性的需要）本身也受理性和情感的
影响，它们能够不断扩展人的需要性，因此人类所需要的有用之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特别是，在人类面前，“用”不只是事物客观上的能用和人类客观上的所需，它也是一种“价值”。按照韩康伯对《易?系辞传》中“圣人之大宝曰位”所作的注解，13需要才有用，不需要就没有用；有用则珍贵，无用就不珍贵。因此，“用”不只是一种时空上与我们发生关系的具体“存在物”（如“物”、“物品”），它也是我们对“存在物”所采取的一种“态度”，是我们“评价”存在物和“处置”存在物的一种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存在物”既是作为对我们有某种客观上的作用也是作为我们主观上的价值而进入到我们“生存”中的。
上面谈到，“用”与需求有关，如果人类没有任何需求，存在与人也就构不成“用”的关系。人为什么有需要，为什么需要“用”，这是至此我们还没有提出的问题。人有需要，人需要“用”、离不开“用”，甚至须臾都离不开，这一点连怀疑主义者恐怕都不会怀疑。追问人为什么需要“用”，为什么离不开“用”这一问题，也就是追问人的本性。上帝或任何其它被信以为最高的人格神（假如真实存在的话），往往被设定为自身就是完全“自满的”和“自足的”，它们没有需要，不需要用。但普通的事物不是这样，具有特别性的人类也不是这样。事物不能在孤立的世界中存在，它必须在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中存在，单靠它自身不能实现“循环”和“满足”，它必须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不断对流来维持自身、满足自身。人类像其它事物一样，他不是“封闭性的”、“自足性的”存在，他只有在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中、在与其它许多事物的交换和交流中才能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不自由的，而在所有的不自由的事物中人又是最不自由的。卢梭所说的“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不过是一种浪漫的理想和信仰，人实际上可能更像他所说的那样，“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庄子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的不自由性和“有待性”，他所作的努力就是设法克服人的不自由性，使人能够彻底逍遥和进行极限之游，他把他想象出来的不受约束的“神人”和“至人”看作是这方面的样板。但是，“无待”是不可超越的极限，人最终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有待，人不自在，是自然造化的结果（有人解释为是造物主的结果），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宿命，不是他生来就愿意这样。因此，人并总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他是一种被限制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被束缚的存在。被限制或被束缚当然并不是人独有的局限，其它许多事物都有这种局限，只是于人为甚罢了。非自在和不能自足的人，或者说有待的和被限制的人，时刻需要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用”就是人类的根源性联系。由于这种联系是人类所需要的，所以这种联系，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依赖”。至此，我们也许又可以说，“用”既是“合意”和“适意”，也是“依赖”和“依靠”；“用”是为了满足种种被“限制”的我们而被我们意识到和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之存在。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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