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女性的个性魅力

再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主人公周胜仙，是贩海富商周大郎之女，一天，在金明池畔茶房里巧遇樊楼酒肆的小老板范二郎，“四目相对，俱各有情”，周胜仙心想“我若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只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哪里去讨？”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想法便是异端祸水，是大逆不道，为礼法所不容。周胜仙却能视礼法于不顾，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订自己的婚姻大事，甚至主动向男方传递爱慕之情，这种做法在当代也可称之为大胆，何况在封建礼法控制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当时，这种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时，来了位担着水桶卖糖水的小贩。她为了向范二郎表达爱慕，她故意买小贩的糖水并假意遭其暗算，借争吵来自报家门，特意强调“我是个不曾嫁的女儿”，以此表明自己有心于范二郎。青年双方都已互相爱慕，眼看一桩好事可以成就，然而周大郎认为范家“高杀只是个开酒店的”而不是大户人家，女儿以身相许辱门败户。周胜仙听得父亲辱骂，知婚事不成，忧急愤懑而死。为了重见范二郎，周胜仙死而复生，她这种“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和执着，和以死反抗来破坏自己幸福的父权社会的决绝心志和反叛精神，显然是为作者所歌颂的。相反，我们看到，原本可以很美满幸福的一对青年的婚姻，被周父可怜的门第观念断送了，那样一个极富朝气活力的青年女子的生命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难怪鲁迅先生说“吃人的封建礼教”。看来封建思想在市民阶层中，尤其是经济地位较高的市民阶层中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些许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只在青年女子身上发现，就连青年男子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些青年女子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有着较为前卫的品格应该不为过吧。以上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便是都是女子一方主动大胆向男子表露爱情，甚至她们会找一个办法去接近心中的男子，以达到吸引他们注意、向他们表白心迹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与之结为连理。这里女子的大胆，显然超过了男子，也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显示了当时的市井女子受封建思想影响明显少于以往封建社会的女子，这是由于市民阶层在思想、情趣、生活等方面已有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同时进步思想家提供给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都成为女性得以具有超越时代的、个性解放的品格精神的外在条件。 
三言”的爱情故事大胆的冲出了伦理的桎酷，开文学之解放风气，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比较全面动深刻的反映了市民的生活、思想、情趣和愿望，其中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从“三言”中的女性性格的塑造上不难看出社会风气和思想潮流的开放的巨大影响。“三言”中爱情婚姻的价值标准已经改变，不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婚姻基础，取而代之以个人意愿和个人自由为前提，这是对封建传统的沉重打击。 
（二）女性爱情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爱情是人类土有的发身摘男女之间的一种微妙的高尚的感情，人类这种爱情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悬殊的家庭里，恩格斯说：“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性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 的互爱为前提，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候，决不一向都征求妇女的同意的。第二情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然而“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这种古代性爱之下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古代的婚姻，有父母决定，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选择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悲剧。封建婚姻观念还对女性施以“三从四德的禁锢，使她们整个人生没有人权可奖，对于男子来讲，女子不过是”传种接代“和操持家务的工具。到了晚明由于市民阶层极其进步思想的崛起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封建礼教的婚姻观念有了褪色的可能，市民阶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因素，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提出了合乎人道的新恋爱婚姻观：即男女相悦可以为婚。马克思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悠久最基本的关系，它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两性应该是等同的，互相依存的，这是合乎宇宙之道。另外，市井贫民另外，市井平民的平等民主意识，也渗透进他们的性爱观，他们所希望的，不是适才居高临下的猎取，而是居于双方互相的需求和感受，在平等自主的性关系中享受欢娱。《莺莺传》中张浩和莺莺，少年男女之间既有性的相互吸引又有彼此轻易的深厚，一见钟情，互为爱慕对方的美貌而产生的爱情，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有现代性爱萌芽的个人之爱，他们叛逆封建婚姻制度的过程中，显示出市井女子追求爱情过程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二、挑战“禁欲主义”封建传统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已有了与传统封建道德标准不同的审美倾向，思想界打破程朱传统社会里人的欲望是被牢牢地压抑的，尤其情欲更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礼记·礼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从哉！”强调用“礼”来整治人之大欲，把人的情感归于“礼”的管束下。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社会走向下坡，思想界不在为封建礼教马首是瞻，一部分思想家（王学左派）公开站出来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情人欲的禁锢，强调人的生理本能，鼓吹个体感官享受，导致了女性性自由的重建与传统贞洁观的坍塌。“天理在人欲之中”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自然包括对美色、对男女情欲毫不掩饰的肯定。在市井当中，一种反封建的、表现人的本能需求的新意识慢慢产生了。都市的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工匠、雇工、店员等，在都市文化的感染下也产生了满足情感活动和形式快感的需求，市井中人的本性战胜理性而更多的表现出来。 
“食、色，性也。”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即使“防得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3）这说明好色的欲望是任何外在力量所阻挡不了的。在时代风气和文化思潮的侵染下，“三言”中有些篇章对男女性关系作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对请的主动、对性的大胆追求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前强烈的性意识，在凸现生命意识的同时，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发出挑战。这种欲望压倒理性的新现象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故事是说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王三巧在蒋兴哥到广东讨债之际，遇见与其丈夫同样美貌的陈大郎，这时王三巧以独守空房近三年了，陈大郎对王三巧甚是爱慕，二人在薛婆的巧计撮合之下，偷情欢娱，把夕日恩爱的丈夫丢到九霄云外，可谓“今宵有酒今宵醉”了。从作者写作的态度上看，他对二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提出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一件美事，说明这在当时市井阶层的观念上是被接受的。王三巧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有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正如《肉浦团》中艳芳的的一席话——“我们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闺门，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游玩，有朋友可以聚谈，不过靠者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难道好教作妇人的不要好色？”——所道出的女性所以破坏传统贞洁观，而追求个人感官享受的内在动因：他们的人生价值因自身被禁锢在狭隘的生活圈中，而仅局限于“靠着行房之事而消遣一生”，这是她们自然人性的全部内容，也是做女人的唯一乐趣。王三巧在丈夫走后连这一最基本的人生乐趣都得不到，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外力的诱惑下身不由己，作者对王三巧没有给予贬斥，而是给了她一个好结局，让她救了蒋兴哥一命并和他重合旧好。这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性欲的满足和人的基本欲求被人们认可。书会先生认为：“‘情’‘色’ 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望之。”（4）可见欲望之心人皆有之，对它的扼杀是反人道的。王学左派作为市民文学的哲学基础，给作品中女性自身性解放倾向提供了可被大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土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便成了女子追求合理情欲的一种理论上的认可，即便已婚女子不顾礼法做出越轨之事，也一概给予宽容。在当时的市民阶层中像王三巧这样的有夫之妇，受情欲诱惑红杏出墙的社会现象，虽在人伦常礼之外，但好像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些女子的出格行为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或批评。从这个结局上可以看出作者乃至当时的民众对女人红杏出墙的行为，虽不算为美谈也不甚厌鄙，再也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只能伺一夫的情况。当时社会风气已较开放，在蒋哥休了王氏之后，他再次择婚的标准是“不拘头婚、二婚，只要人才出众。”后蒋兴要娶平氏（郭大郎已死，其妻平氏为葬夫再嫁）“闻得是下路人（二婚），愈加喜欢”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女人被休或死了丈夫仍可以再嫁，这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再婚的女子还能得到丈夫的宠爱。这样看来，市井中的平民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女性在婚姻上要求打破禁欲主义的枷锁的愿望更强烈了，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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