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
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1),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
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1993.6)。
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1994.1)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1993.4)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4)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
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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