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编目部为例，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书楼并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在这一方面刘承干比较开明，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的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
藏书楼成立以后，有职员四人进行管理：编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职8年，1932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由助手施维藩（韵秋）接替。另有嘉兴人王善继负责刻制大小书箱和书橱并兼管庶务，二人月薪均为20元。还有刘承干的堂弟刘君实专司清点卷数、敲盖图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门房、厨房、花园和打杂，月薪10元。加上其他费用，书楼日常开支一年约为三千元，主要通过“置田若干亩，取息以为常费”来维持。
这一时期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藏书楼成立后，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主持整理嘉业堂的全部藏书，并编订藏书楼藏书书目。书目体例仿《四库总目》但又有所变通，共分为经、史、子、集、丛书、志六大类。经部细分为正经、书、礼、春秋、五经总义、四书、小学等类；史部细分为正史、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子部细分为儒、法、农、医、天文、算学、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道家类；集部细分为别集、总集、词曲类；丛书部细分为前代、近代、现代、郡邑、汇刻类；志部不分细类。经过前后五年的努力，编成目录十二册：经、史、子、方志、补编各一册，集部明代以前一册、清代二册、总集及丛书合一册、抄本二册、善本书目一册。此外，还编撰了《求恕斋书目》、《留余草堂书目》各一册，《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册，《嘉业堂明刊本书目》一册。
这一时期，嘉业堂的刻印书虽然没有前一阶段那么声势浩大，但规模依旧不小，主要是将以前的各丛书汇编成套，“复明《嘉业堂丛书》当时多随刊随印、陆续发售，故得者往往未能配成完帙计，更将原书汇印全部。”同时也继续刊印新书补入几部丛书，1926年的《王章诗存合刻》、《漫堂文集》三十六卷，1927年的《王荆公诗集》，1928年的《三国志》（影刊宋本）、《春秋公羊疏残》七卷，1930年的《严州金石录》三卷、《云溪友议》三卷等被补入《嘉业堂丛书》；1928年的《董礼部集》， 1929年的《月河所闻集》等被补入《吴兴丛书》；1926年的《汉管处士年谱》、1928年的《蕉廊脞录》等被补入《求恕斋丛书》；其余如《中庸切己录》等被补入《留余草堂丛书》。除此之外，刘承干还利用收回藏书楼的旧书版印刷了一些书，“刊了出售定价，略收一些工本费，但有交情的仍可以赠送的。”
从1913年起至此时，刘承干共投入近二十万元，计刊刻了《嘉业堂丛书》56种750卷220册，《吴兴丛书》64种850卷，《求恕斋丛书》30种241卷，《留余草堂丛书》10种60卷，影刊宋本四史450卷144册，《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50余卷，《辽东三家诗抄》3种9卷，《王章诗存合刻》2种17卷，加上《章氏遗书》、《旧五代史注》、《晋书斠注.》等，共刻书177种3015卷，“所刻诸经单疏本为阮校所未见，子史百家亦多当代罕见之籍，而于元明遗老所著及其谱状，搜罗尤伙”，这也可说是嘉业堂刻书的特点。
这一阶段，嘉业堂藏书楼在全国图书馆系统中具有较高的地位，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1月参加了协会的第一次年会，并成为协会宋元善本书调查委员会十二位委员中的一员。同年，刘承干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参加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会议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嘉业堂刊刻的《邠州石室录》、重刻蜀大字本《史记》参加了国际图书馆会议的展览。同时嘉业堂与国内其他图书馆、出版机构、私人藏书家的往来也十分频繁，进行业务交往和古籍的互通有无。其时，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如傅增湘、张元济、徐乃昌、刘世珩、潘明训、张钧衡、蒋汝藻与刘承干有密切的交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知名人士均到访过藏书楼。商务印书馆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张元济曾向刘承干借过《旧五代史》、《明史考证捃逸》等书，并借了宋版《汉丞相诸葛武侯传》、《窦氏联珠集》、《鹤山先生大全集》刊入《四部丛刊》中。
四
数尽则穷，盛满则衰，至1934、1935年间，刘承干已开始零星卖书，将宋刊蜀大字本《史记》、宋白鹭洲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宋刊元补本《三国志》、淳祐刊《窦氏联珠集》等书卖给了“专购宋元刻本”的宝礼堂潘明训。其它如藏书楼内部制度不够完善、刘承干兴趣全部转移到商业活动上均是造成藏书楼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更是加快了嘉业堂的中衰。
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第一册，并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抗战期间，南浔镇的房屋有三分之二被焚毁，那嘉业堂何以未被破坏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姑且称之为“送书得福说”，其主要说的是，由于在藏书楼全盛时刘承干常送书给日本的松崎鹤雄，因而日军侵华后，松崎关照他的妻舅“牧少将”如到南浔，应妥善保护嘉业堂。后“牧少将”任杭嘉湖地区日军司令官，故未毁书楼。另一种为“九龙金匾保护说”，其主要认为当时驻扎在南浔的日军因见到藏书楼有溥仪题字的九龙匾，了解到刘家与溥仪的关系，因而未破坏书楼。二种说法孰是孰非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刘承干先生在《求恕斋日记》中的自述：“当日兵战时，曾为松崎鹤雄号柔甫，是王壬秋弟子，通中文，昔在大连曾与往还者，函致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渠为妻舅）嘱为保护，由松井派牧次郎（杭嘉湖司令官）到南浔出示保护，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由此可见，目前流行的两种说法不尽正确。此外，书楼未毁的另一原因许寅先生在《“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也已提到，那就是日本人收罗中国古籍一重版本，二重全帙，而藏书楼的大量珍本已被刘承干运往上海，且留余的书又被抽去首卷，日本人因此认为书楼价值不高，于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借松崎与刘承干相识的关系，做了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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