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 、肢体语言、运动等)一样的东西。倘若说当初是解构主义抽去了文学的思想、道德、 情感的内涵，那么今天，一个反向的潮流又冲了过来，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声浪 中，虽说强调了文学要同它这样那样的属性(民族、阶级、性属等)联系在一起考量，然 而我们却看到，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的势头却有增无减。目 睹文学日益退场的严峻形势，毕业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 )在1998年的全校毕业典礼上发出呼吁，号召要从教育的最本质意义的高度去认识人文 学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对人文学科加以保护。
近一二十年来，杜克大学作为美国文化政治一大重镇，名气格外地显赫。大名鼎鼎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是该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该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刊《社 会文本》则是当代左翼激进理论的前沿阵地。前几年，在那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索卡 尔后现代理论造假案”中，索卡尔(Alan Sokal)那篇题为《跨越边界：试论量子引力转 换阐释学》的伪论文，就是《社会文本》发表的(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后真相，请参 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动态”栏《索卡尔骗局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恶劣影 响》一文。纽约大学的理论物
理学家索卡尔于1994年秋向《社会文本》投去一文，声称 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完全印证了“后现代”
哲学、政治学的理论，编辑部五位编辑审 读后一致同意让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会文本》特刊上发表，然而索卡尔接着却 在另一学刊《交流》上披露说，他那篇论文只不过是一篇故意背谬常理、充满错误和与 前提不符的推论的大杂烩，他的目的是为了耍弄一下编辑们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批 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Winter 2002)载文，详细分析了该事件的始末及其对美国 学术界的
影响(John Guillory,“The Sokal Affair an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政治正确”(PC)之风潮刚开始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 时，杜克大学就成了这场“文化战争”的一个小舞台：反PC一方由美国国际大赦前主席 、政治学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 D.Barber)领衔，而赞成PC的则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 费什(Stanley Fish)挂帅，双方曾为了哪些书籍可以摆放在校园书店的书架上而恶语相 向，吵得不可开交。巴伯发现，校园书店的书架上每七本政治学书籍中就有一本的书名 含有“马克思”的字样，于是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认为不必要的书撤下；而费什则称巴 伯所组织的“全国学者同盟”杜克大学分会是一群“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同 性恋者”；巴伯一派的人则又反唇相讥说，费什的用语与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指控别人 为“共党”如出一辙，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 曾发表关于“政治正确”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多处涉及杜克大学在这一风潮中的地位 和影响。)。
在这样一所深深卷入社会政治旋涡之中的大学里，发生贝尔教授所说的教授和学生从 文学系胜利大逃亡的情况，按说是不该让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员流失和师生对文学兴 趣锐减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倒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文化思潮研 究的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贝尔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的主导思想的 变革是这样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各种文学理论据说都 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论的武器很快就被掉过 头来，成了反对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 式的衰落。贝尔说，接下来是“理论鼎盛时期的结束”，在过去几年中虽也出现了对于 理论的反思，然而这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理论年代所造成的对于文学和高雅文化 的怀疑。对于文学的怀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贝尔指出，在这理论的鼎盛及衰落的整个历 史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简单化，它在美 国就被当成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注：See Herman Rapaport,The Theory Mess:Deconstruction in Eclipse,New 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将会自行 解构”——这样一个被稀释了的、简单化的德里达主义造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那 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谎言，都是骗人的。但是，在理论的鼎盛期完结之前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德曼早年亲纳粹的历史污点被揭露，而德里达的理论在解 决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问题上又显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们 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相对来说，福柯更重视控制文学话语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学 看成是一个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场，一个与其他话语场一样的由各种力 量构成的话语场。但是，贝尔指出，这样一种看法却更加煽起了对于文学的怀疑之火。 而且，美国人在对待福柯时与他们对待德里达一样，也是持一种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 简单化态度。他们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为“训诫控制”这一标识性的话语框架去理解 ，而福柯式分析的种种精妙之处，却都在这样的简单化理解中丢失殆尽。当然，要说一 点也没剩下，那也有点偏颇。不过，福柯的视角在理论鼎盛结束后之所以还能够剩下些 许，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比较便捷地嫁接到一种更加政治化的批评之上的缘故。
贝尔在对美国学界过去二十来年的大致状况作如上回顾后，接着又对当下的美国学界 状况作了这样一番切中肯綮的归纳：
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 重要了。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 学典律轰去，而这种文学典律被认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个智性积累的一部分。对 文学典律的控制及对其边界的重新划定，向来是女性主义批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以及 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则希望再前进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统 统消弭。典律问题向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是传统批 评家与后现代批评家对垒交锋的一个战场，这些后现代批评家对传统批评家的政治取向 和文化力量进行质疑，后者即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权决定一部文 本的价值，这一决定难道不总是一种对什么可以被允许进入话语进行控制的压迫性举措 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是放弃价值判断，把文学范畴尽可能地放 大，这样就把高雅与低俗以至所谓典律的概念都统统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 对贝尔教授在笔谈中对现状的分析的转述，均请参见《现代语文学会集刊》(PMLA,Vol. 117,No.3,May 2002),第487—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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