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严复引进中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株嫩芽由于内在的水土不服和外部风吹雨打的恶劣环境，很快便枯萎凋零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经历成为历史的笑柄，不断被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宣传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人们从一次失败的经历中引出失败的必然逻辑：它失败了，它就不会成功；它失败了，它当初就不该来。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扩大，自由主义的幽灵在人们的挽歌声中再度远涉重洋，光临中国大地。经过一个世纪的轮转，在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次自由主义似乎来者不善，它怀着更大的自信，挟着更强的势能。
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其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是西方人民族性格的表现，同时，它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自然产生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理性升华。那么，人们要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是否会有更多的人与自由主义产生共鸣?有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在西方，市场经济是中世纪末期自然出现和发育成长的；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人为摹仿特意引进的。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能够形成市场经济，这是个不易作出确切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西方的历史中能够发现，有些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育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政治领域的有限国家而不是万能国家带来的副产品，它需要一方面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社会和个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如本文后面要指出的，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并立和冲突就创造了这个条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成熟，有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化、理性化和制度化，使个人和社会独立自由的空间得以扩充。而市场经济的成熟，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规范，特别是对其权力范围进行限制、对其权力的运用进行制约和监督，从而使个人和社会享有得到充分保障的独立和自由。我们知道，这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样我们就看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耦合、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以往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 忽略两者的互动性。实际上，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态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建制，也不会有市场经济。既然如此，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已经确立了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一整套的思想和主张?
尽管一些西方人已经在为自由主义高奏凯歌，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它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如此。不过，有一点是人们无法选择的，即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自由主义，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不得不面对自由主义更严峻的挑战；无论我们思考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需要正视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对其作出抉择和取舍。这样，就尤其需要我们为迎接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作出知识上的准备。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入认识自由主义的内涵、个性特征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
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在内容上如此的不同，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吗?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于近代西方社会。它在产生时，表现为传统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对立物。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阐述其理论的。自由主义的三个理论基础，即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在当时都具有批判和否定现实的颠覆性特征。自然法理论树起了彻底否定现实社会的新的终极准则；社会契约论仿佛从传统社会的废墟上重新构筑全新的政治模式；理性主义则将现存的一切都押上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从近代史的断面去观察，自由主义正是从对基督教神学及教会权威的批判和否定中产生的。在诞生时，它经历了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无情厮打和搏斗。对于按基督教原则所建立的传统社会秩序，自由主义或者是其颠覆者，或者是对这种颠覆所做的肯定和辩护。它诞生在那个革命时代，是具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它是现代与传统决裂的产物，是与基督教传统迥然不同的新文明的骄子。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至今仍对这个新文明的产生悻悻不已，惋惜“神圣时代”的逝去。
然而，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对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不被两者在表面层次上的断裂、对立和冲突所迷惑，超脱近代史视野的局限，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能发现两者在深层里的思想联系。我们会看到，自由主义是在现代条件下对基督教政治哲学所设定的论域进行探讨的成果，它继承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在对人、对国家及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了二元主义的思维方式，只是为其填充了现代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纯粹思想史的考察，而是以更宽广的视野，即从政治文化的嬗变与继承关系上来考察两者的关系，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正是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产物。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激烈否定的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正是其产生的母体。它与基督教传统的厮打与搏斗，正是其从母体脱胎而出的痛苦分娩。〖ＺＷ（〗这里涉及到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常规现象，一种新思想产生时，它主要的对手往往是它的直接先驱或它的母体。〖ＺＷ）〗作为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种二元政治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两者所植根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同一政治文化是两种理论的基本操作平台，它们虽然相互对立，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它们都植根于同一文化基质。深层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表层理论的对立性与更替性适成鲜明对照。
但是，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容易满足于对思想发展的表面联系的分析，而在对其深层联系的把握上裹足不前。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目前尚没有人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作出系统的研究。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学者中流行的观念是将基督教思想文化与近代思想文化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断裂。“中世纪”即是黑暗、愚味的同意词，而基督教则是将黑暗带给中世纪欧洲的乌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基督教传统与近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便被忽略了。但当代学者一般都摒弃了这种观念，强调两者的继承性。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将现代西方文明视为基督教文明，从一般历史发展角度揭示了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联系。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而生的。“自从我们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从教会的母体里呱呱坠地以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一直是受它的养育哺乳之恩。……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经进入我们西方人的血液——说不定它就是不可缺少的血液的别名。”〖ＺＷ（〗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8—99，199—200页。〖ＺＷ）〗另一位史学家C.道森(Christopher Dowson)也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他在《欧洲的创生》一书中指出，所谓“黑暗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黎明，它标志着西方的转型，基督教文明的奠基，也就是真正“欧洲的创生”。〖ＺＷ（〗See He rbert J.Muller,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From the Dark Ages to Rise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3,p.32.〖Ｚ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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