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当时天文学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较量的史料八条，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三个方面。这八次较量都是完全以”密”为判据的--双方预先公布各自推算的未来天象，届时由各地观测的结果来衡量谁的推算准确。对于此八条珍贵史料，笔者先前已经逐一作过考证，此处仅列出这八次较量的年份和天象内容：
1629年，日食。
1631年，月食。
1634年，木星运动。
1635年，水星及木星运动。
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
1636年，月食。
1637年，日食。
1**3年，日食。
这八次较量的结果竟是8比0--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八次都远不及”西法”准确。 其中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七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的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可惜此时明朝的末日已经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１５］
而且必须强调指出，能够显示”中法”优于”西法”的材料，在《明史·历志》中一条也没有！这就有力地表明：当时耶稣会士和徐光启、李天经等人所掌握的以Tycho体系为基础的西方天文学方法，较之中国传统方法，有着极为明显的先进性。这当然是以”密”为判据的--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对西法的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赞成以”密”为判据来定优劣，所以才屡屡和对手一同去进行实测检验。
多次实测检验无一例外皆为西法优胜，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李约瑟认为，当时耶稣会士所持西方天文学有以下六点较中国先进：［１６］
1、交食预报
2、以几何方法描述行星运动
3、几何学小日晷、星盘及测量上之应用
4、地圆概念和球面坐标方法
5、新代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工具
6、仪器制造
这是颇为全面的归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讨论。当年王锡阐对于中法之负于西法不服，谓：”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１７］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这才屈于西法。其说很容易从感情上在后世乃至当代获得赞成者，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西方天文学引入之后，中国学者竞相学习，再也没有人如王锡阐所希望的那样以”甄明法意”为己任了。王锡阐本人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后一人，他的《晓庵新法》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的希望，然而并不成功。［１８］ 再往后，现代形态的西方天文学全面植入中土，连中土的”法义”也成为历史陈迹，当然更不可能证明中法会有多少”潜力”──中医在西医大举进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证明它确实有潜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种天文学在实际运作，恐怕只能说明，众多古老文明中的传统天学，还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与西方天文学相颉颃的潜力。
２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的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
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的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的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的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的”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的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的问题是，Sokrates是”人”的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的子集。特别是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的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的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１９］
第一位是卜弥格（Michael Boym）。他在1**6年将一套Kepler编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２０］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的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的，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的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的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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