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隐喻性饮食甚至还包括“美名”：
龙须菜──豆芽
芙蓉──鸡蛋
凤爪──鸡脚
白玉──豆腐
珍珠玛瑙翡翠汤──豆腐番茄青菜汤
金钩挂玉牌──黄豆芽炖豆腐
步步高升──竹笋炒排骨
发财到手──发菜炖猪蹄
金钱满地──冬菇炖青菜
游龙戏凤──鱿鱼炒鸡片
翠柳啼红──菠菜炒番茄
金声玉振──海蛰皮拌萝卜丝
碧血黄沙──黄豆炖鸭血
踏雪寻梅──萝卜丝加红辣椒
丹凤朝阳──松花蛋、咸鸭蛋、茶叶蛋拼盘（见周有光《语文闲谈》上，145页，三联书店，1995年）
即使是非常简朴的菜品，也要冠以富于想象力的比喻名称，它们构成了中华美食文化的一部分。
以“鲜”为标志的海洋饮食文化是透义性的。透义性是与隐喻相对的一个符号学概念。隐喻强调的是所指的不在场──当人们过分注意菜品人工的色、形、香等形象性，而忽视了菜肴的自然属性和营养价值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所指的延迟在场”。例如，用酱油炒就会把青菜染成一种荤菜的风格，这种人为制造的视觉色彩就是隐喻（它不是本色的直接显现）；而不用酱油，就能比较好地保持青菜的原色，这就属于透义性了，透义性是“所指的在场”（对象自然属性的直接显现）。这不仅意味着对色、形、香等人工技巧的淡化，突出原汁原味原色，同时也标志着一种餐饮方式。比如我们拿一本菜谱点菜时，实际的菜并不在现场，食客只能根据名称去谈论它想象它，这也是一种隐喻性。但是，时下一些饭店设置了菜品展示柜，让顾客看样品点菜，而不是传统的看菜谱点菜。菜谱、价格、菜品三位一体、同时出现，是典型的“所指的在场”。这种透义性点菜方式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有利于顾客控制菜的数量，避免了浪费；有利于顾客正确选菜，排除了菜谱名称误导的可能性；有利于顾客对价格进行监督，使价格与实物相参照，增加了消费者对商家的信赖。由此可见，透义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涉及到饮食行为的方方面面。它的中心原则是，努力缩小从形象到内容的距离感。距离感越小，事实性、客观性就越强。当然，距离感的绝对消失是不可能的，但存在一个程度问题、价值观问题。隐喻性饮食行为则反映了扩大形象与事实之间的距离感的文化观念。目前许多城市餐饮业的经营方式，则是以缩小这种距离感为主要特征和原则的。缩小形象与内容之间的距离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象学家胡塞尔“现象就是本质”的哲学观，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事物、事件、行为的透明性的观念，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某种融合倾向。
三 营养性和美食性
海产品的“鲜”决定了它追求一种质料的独特性：我的品味在于与你的质料的不同。例如，粤菜是想把食品自身内部的甜、香发挥出来，而不像鲁菜用外在的香、甜取代食品自身的味道。这种更强调食品自身质料特点或个性的饮食观念，在海产品中表现的比较明显。海产品一般不宜与蔬菜混合烹饪，像大虾、螃蟹、蛤蜊、带鱼、鱿鱼、鳗鱼、鲅鱼、比目鱼等各自的口感和营养成分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海鲜类食品更强调以各自的肉质特点和不同的营养构成来区别品味。而我国传统饮食以猪肉为主，肉食的种类单一、营养构成单一，因此为了适合人们口味不断变化的需要，就必须将猪肉美食化，以“香”为主题，借助于人工技术创作出口味、风格多样的烹调作品。猪肉的“香”寻求的是一种多元互补的饮食风格，在汉民族传统饮食观念中，菜是“无肉不香”的。猪肉起到模糊菜品自然属性差别的作用，猪肉几乎可以与一切蔬菜混合烹饪，而且是一盘菜的灵魂，在猪肉的参与下，蔬菜自身的特征被淡化了，不同的菜品成了“香”的主题变奏。围绕“香”字，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美食文化，这种“香”强调的是菜品自然属性的淡化和非差别化，强调的是烹调技术、美食风格的多样化、差别化。
因此，营养性和美食性是海产食品和猪肉食品的又一区别。这种区别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营养性的海洋饮食文化强调的是食物自身价值的区别和对立；美食性的猪肉饮食文化，强调的是用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香”字，去统一、中和不同自然属性的食品。“鲜”文化的差别性和“香”文化的中和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根深蒂固的中西文化观念。“鲜”的观念反映了强调事物的差异性的思维方式：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的区别，二者的结合是建立在区别性对立的基础上的，就象两个形状各异的积木组合为一个整体。例如，螃蟹、蛤蜊、大虾、海鱼各自的“鲜”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强调“鲜”就是强调本色，强调本色就必然导致差异，唯有不同海产品之间的差异才有“鲜”──这是一种追求差异性的思维方式。
而“香”的观念是强调事物的相似性的思维方式：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相似或趋同，即在具有差异的两项中寻求联系和相互转化，侧重的是用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香”字，去统一、中和不同自然属性的食品。例如鲁菜中猪肉和酱油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组合几乎使一切菜都染上了肉香和酱色，使得个性迥异的食品在肉香和酱色的旗帜下获得了统一性。因此，“香”字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主旋律，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二元互补的辩正思维方式。
四 交流性和独白性
“鲜”代表的二元对立观念和“香”代表的二元互补观念，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即餐饮交往方式上就是聚餐制和分餐制（包括自助餐制）的对立。
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是调和和中庸，讲究“色、香、味、形”的调和。这种调和、二元互补的观念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即餐饮方式上，就是追求“人和”，就是采取聚餐制：大家和气一团地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席（有人指出这种方式容易传播疾病）。虽然现在的聚餐已不太使用传统的八仙桌，但现在使用的圆桌与西方的“圆桌会议”的圆桌也大有区别。在中国的圆桌聚餐上是有规矩要讲的：要分出长幼尊卑、上下先后。主人、主宾、主陪、副陪……顺序井然，决不含糊。中国文化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在酒桌上都充分体现出来了。从人际传播的角度看，这种等级制的聚餐方式是独白性的。所谓的独白，指人际交往中以一方为中心，另一方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说，建立在主次、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基础上的“人和”，是独白性的交际方式。其二，在聚餐制的宴请中，吃饭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丢面子才是更重要的：价格的标准、菜肴的档次、饭菜的丰盛往往被看成是主人感情载体，宴请的规格成为热情待客的标志，宴席越丰盛，越显交谊深厚。因此，主人生怕落得“小气”之名而大讲排场。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是让别人欠自己的情。在这种聚餐文化中，情面常常成为第一位的。而讲情面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对公众舆论或他人评价的一种屈从，这种屈从也是一种独白式的交往。当聚餐者为迎合公众舆论和他者评价而参与宴请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人和”并非那么平等、宽松、自由自在。其三，聚餐制宴请一般采取“谁请客，谁掏钱”“谁做东，谁备饭”的方式。这次我请，你欠我的情；下次你回请，至少不应比我的档次低，否则就是不够意思，有失面子。这种人情债的来往欠还，显然也是一种独白的交往方式，不是平等的、随意的交流，而是“欠”和“还”的人情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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