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具有同样精神的人，还要按其历史贡献的大小或历史地位的高低，分出真伪或排出高下？
那么，那位毫无自知之明、神志不清、糊里糊涂、到处惹是生非而又丝毫不作反省的堂吉诃德先生本人，又该排行第几呢？
六
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的民族或国家，在15世纪之前，大多经历过一个“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混在一处；城邦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厮杀不已”的英雄时代，上百年的战乱，形成了一种新的勇气勃勃，敢于冒险，宁死不屈，酷爱独立，蛮武顽强的时代风尚和民族性格。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使他们争取到民族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由此又必然导致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繁荣期。用丹纳的话来说，就是：“有了上一代受苦和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模更大。”（《艺术哲学》P217）但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商人统治下的物质繁荣，必然要发展成为穷凶极恶的奢侈，毫无节制的享乐，肆无忌惮的放荡和无可救药的腐败。然后，在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化的阶段上，形成一个新的英雄时代……
我还不敢断言英雄精神——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奢侈腐败——英雄精神，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但至少可以肯定，英雄精神和英雄时代是可以或可能再生的。从我们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和哲学观来看，也就是老子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统一的欧洲，未尝不可能再圆他们的英雄时代梦；而我们倒是应该千万警惕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之后可能出现的奢侈腐败。
那么，我们的人文学者，与其热衷于跟着人家去圆梦，还真不如致力于如何避免自家重蹈覆辙。
七
杨先生还说：屠格涅夫说哈姆莱特“是个怀疑主义者”，“信奉利己主义”、“永远为自己忙碌”、“除了自己他不爱任何人”。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虽是有感而发，对哈姆莱特未必公平，但也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对此，我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符合事实吗？
远的不说，就说刚刚逝去的20世纪吧，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位是属于哈姆莱特型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堂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之后，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着全党全民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风车”作战，而且还要别出心裁地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砸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能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感召下，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在“堂吉诃德精神”的支配下，扮演着大大小小的中国堂吉诃德，又有几个称得起是“怀疑主义者”？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少“利己主义”者。然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和阶层没有？唯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多吗？又怎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呢？不错，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尚清谈而少实践的祖传陋习，但更缺乏的却恰恰是哈姆莱特的“怀疑主义”精神。两千多年来，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争相招募、奉为上宾的“国士”，一步步沦为社会地位比娼妓还要低一等的“九儒”，最后沦落为形同国贼的“臭老九”，无辜地被定为这样那样的“分子”，“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却仍依然念念不忘“以天下为己任”，能说他们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反过来，他们又具备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
就说胡风先生吧，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竟不惜忤逆龙鳞，以致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二十多年牢。却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能说他是缺乏“堂吉诃德精神”的“利己主义”者吧？然而，他平反后，却宣称：“精神上受到了3000多万党员、4000多万团员批斗拷问了20多年，我不但不认识自己有什么反毛泽东的存心，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人事关系上的错误），但却的确是一个安分守己、尽力而为的党的事业的追随者。”（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可见，他的灵魂深处，依然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忠臣，上书毛泽东，也不过就是“文死谏”的现代版，究竟有多少“哈姆莱特精神”呢？至少比顾准可差多了。
八
总而言之，《堂吉诃德》的文学或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议。在西班牙语系乃至整个印欧语系的国家和地区，将它视为文学或文化上的“至尊宝”也合情合理。文学界业内人士“干什么吆喝什么”更是理所当然。但我认为：一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状元”，我们大可不必闻风而动地跟着凑热闹。如果一定要凑热闹，莫如在汉藏语系或汉语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也来他个著名作家的“民意测验”，说不定我们的《西游记》也能荣获“冠军”，因为，按照赵德明教授的“第一”说，吴承恩和《西游记》，比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还要早数十年，论世纪，则属于16世纪的长篇名著，比他们要早一个世纪。而且同样奠定了现代浪漫文学或魔幻小说的基础。即或得不了“冠军”，至少也不至于让《堂吉诃德》专美于前。二是不可任意引申。文学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却也与其他学科或行业一样，是一只“载不动许多愁”的“蚱蜢舟”，硬要派给它“超载”的使命，等于是在让它出丑。而且，迟早也会出了自己的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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