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问题是:
“文化”这一个术语究竟带有美学意义还是人类学意义或政治意义?
在“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和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关键范畴的今天,文化研究是否会转变成对自由多元主义的统治文化的传播?
在文化的开放与宽容中,比较文学研究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吗?
在文化研究促成“历史大联合”伟业的过程中,如何在文化的互融性中区分出文学的独特性?
一种策略化的隐蔽性的政治文化联姻,能使学院式文学批评达成社会改革吗?
……
也许这些问题正是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不得不面临和要加以解决的。
注释:
(1)、(2)、(3):(英)特雷·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
(4)、(5):参(英)大卫·戴奇斯《一条无形的脐带:批评与文化》一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版第2期。
(6)、(法)德里达《立场》,芝加哥, 1981年英文版第17页。
(7)、(8):《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9)、(10):《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305、307页。
(11)、(12):参(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一文,载《上海文论》,1987 年第5期。
(13):(美)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第十章,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第一版,964页。
(14):参见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一文。载于《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
(15):参(美)J·L·牛顿《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