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997,p.17.该书中译本译名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ＺＷ）〗他肯定宗教改革思想在客观上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形成，〖ＺＷ（〗ibid.,p.30.〖ＺＷ）〗但对中世纪基督教二元主义的政治传统则未置一词。如果说社会主义者拉斯基的浅薄是由于他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束缚了他的思考的话，那么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则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使他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出现盲区。他在追溯自由主义起源时从古希腊传统说起，但对中世纪上千年的思想史竟一笔带过：“整个中世纪一直保留着这种传统”(指古典时代法治下的自由传统)。〖ＺＷ（〗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ＺＷ）〗哈耶克高举古典自由主义大旗，强调消极自由，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古希腊的自由传统与他所提倡的消极自由，以及与他所推崇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的继承关系，远不如基督教重要和直接。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位自由主义的大师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起源也是不甚了 了。有的学者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存在误区，没有把握住其精髓。比如华特金斯比较偏狭地将自由主义理解
为法治和民主或宪政主义，〖ＺＷ（〗菲特烈·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导论，Ⅱ.〖ＺＷ）〗所以在追溯其思想来源时就不得要领。J.萨拜因把自由主义定位在19世纪，他区分了“革命时代的天赋权利哲学同19世纪自由主义”，认为两者之间“在气质和精神上有着深刻的差别”，〖ＺＷ（〗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742页。〖ＺＷ）〗这样，他就将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排除在自由主义概念之外，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政治哲学的联系已经黯淡了许多。这使他不能把握两者的内在联系。〖ＺＷ（〗J.萨拜因指出，狭义的自由主义“用来表示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政治 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同资产阶级观点趣味相投”。广泛意义的自由主义是“‘整个西方政治传统’或‘西方文明的世俗形式’的发展顶点。”他将 自由主义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自由主义从边沁开始，自密尔始转向第二阶段。(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810—811页。)〖ＺＷ）〗
在国内学术界，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在80年代开始起步，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成果是有限的。而对古代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的系统研究至今还近乎空白。在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上，那位在现代蒙昧主义时代“苏世独立”、“惟我独醒”的顾准曾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他的思考。顾准注意到了西方中世纪日尔曼蛮族传统的骑士文明与罗马传统的教士文明并行的特征。他看到，与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宗教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的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引颈就戮”。〖ＺＷ（〗《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251页。〖ＺＷ）〗顾准的目光的确是犀利的，他已经发现了本文所要阐述的部分思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他的研究。
就我们所看到的材料而言，国内学者们主要局限于承认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政治思想与近代政治思想的一般联系，个别学者的思考触及到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与自由主义的部分联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系统阐述，以及对它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作出完整的阐释。李强先生在其系统最早评介自由主义的专著中，专门论及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但对基督教的作用只是限于提及其个人主义的信仰。〖ＺＷ（〗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ＺＷ）〗而郁建兴先生在其阐述黑格尔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力作中，也论及自由主义的起源，其笔墨集中于英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经济结构，在概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时，只是提到了基督教“政教二元思想发展出政治权力是有限的观念，为近代政治思想家们所一再阐发”。〖ＺＷ（〗郁建兴：《自由理论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36页。〖ＺＷ）〗这里已经触及到要点，但作者并未作进一步的阐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学者们的疏忽。它反映出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对其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尚缺乏深入研究。李强和郁建兴著作的主题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但当他们不得不涉及这个问题时，国内学术界尚未提供可资援引和借鉴的够份量的成果。
对国内学术界来说，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基督教研究与自由主义研究的学术壁垒尚未打通。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很少关注其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研究更是相距遥远。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在渊深似海的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以及纷繁复杂的中世纪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面前不免望而生畏。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先驱J.菲吉斯(J.N.Figgis)本人曾将这个领域描述为“充满乏味和扑朔迷离的争论的广袤的撒哈拉沙漠”。〖ＺＷ（〗J.N.Figgis,Political Thought,From Gerson to Grotius:1414-1625,New York,Harper & others,1960,introduction,p.10.那位被誉为“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的别尔嘉耶夫也说，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最费猜想和最迷惑 人、充满反题和矛盾的时代。”(尼·别尔喜嘉耶夫：《自由的哲学》，第141—142页。)〖ＺＷ）〗很少有人有勇气涉足这个艰深而荆棘丛生的学术领域。所以，对国内的基督教研究来说，政治哲学是其薄弱的一环；而对国内的自由主义研究来说，对其历史起源的研究也是其薄弱的一环。宗教学和政治学的两个薄弱环节相扣，导致国内学术界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至今没有作出系统的探讨。
四
本书作者在8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探讨了基督教政治传统与近代自由主义的关系。作者提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自由主义之所以产生在西方，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具体说来，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有关。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孕育了自由主义的萌芽。它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也是其赖以形成的母体。”作者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两者的关系：第一，自由主义把国家视为工具的观念和对政府不信任的态度源于基督教；第二，基督教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构成近代自由主义的基础；第三，基督教使中世纪西欧形成二元化的权力体系，它演变为近代自由主义区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维护个人权利的观念和制度。〖ＺＷ（〗丛日云：《基督教传统与近代自由主义》，载《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ＺＷ）〗这里提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但由于当时对基督教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了解都不够深入，所以只是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既没有对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作系统阐述，也没有对其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进行完整的揭示和深入的论证。该文只能算是本书一个不成熟的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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