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特别的人物值得单独讨论。
第一个是霍布斯。霍布斯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这在研究者中几乎是公认的。他对人性及其自然状态的分析，他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他关于国家的目的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他坚持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都理解为消极性的，坦率承认它们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但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更多地倾向于国家权力，所以他留给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而赋予国家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特别令后人诟病的，是他提倡专制集权主义作为对个人的制度保障。这样，虽然他从自由主义的前提出发，但却得出了绝对专制的结论。从自由主义的根中生出了专制集权主义的大树。
但我们应该清楚，民主、法治、分权理论等与专制集权理论的分歧，涉及的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外壳，而不是其理论内核。从马基雅弗利到霍布斯，西方思想界是专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霍布斯处于这一时代向自由主义时代转换的关节点。他将专制主义理论发展为完备成熟的形态，同时也将其基础置换为自由主义，也就打开了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并为最终抛弃专制主义准备了思想前提。我们还应该看到，专制集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同，专制集权主义是排斥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权力分割，将纯粹政治控制性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权力机构或一个人，而极权主义在政治上集权之外，还要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前者的特征在于权力的垄断性和独断性，后者的特征在于权力无所不在；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对社会的外部控制，后者则要使权力穿透人的内在世界，全面支配和改造社会和人。所以自由主义的真正对立物是极权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可以与民主制度兼容，而不成熟的自由主义却可以与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嫁接。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立涉及权力的性质、行使方式和权力范围，而民主分权与专制集权的对立涉及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从这个角度考察，霍布斯自由主义不彻底
的地方，不在于他主张专制，而在于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严重地向国家权力倾斜。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人物是卢梭。处于自由主义高歌行进的年代，卢梭却不是自由主义者。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将卢梭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但卢梭理论的出发点是自由主义的，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是高度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这一点他甚至超出了其他自由主义者。从政治态度上看，卢梭是最真诚甚至最狂热的自由与人权的拥护者和人类奴役制度的死敌。他的著作充溢着追求自由的激情，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他宣称：“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ＺＷ（〗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ＺＷ）〗在西方
思想史上，或许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像卢梭那样，激起人们热爱自由和捍卫人权的激情。但是，他后来却通过人民主权的公意销熔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使个人自愿地向社会共同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将个人溶解于集体之中。这样，他就拒绝了自由主义而走向了极权主义。〖ＺＷ（〗伏汉指出：卢梭的全部理论活动像是一场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漫长旅行，“他开始时是一个自由的鼓吹者”，而到《社会契约论》，“抽象的观念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观念亦随之减弱。在这里，自由不再是个人的独立，而只能是在全部屈从于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去追求。……漫长的旅行到此结束，卢梭置身于一个与起步时截然相反的坐标上”。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序言，第5页。关于卢梭政治思想的极权主义特征，在朱学勤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ＺＷ）〗
所以，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半截子自由主义者，只不过霍布斯是走向自由主义，而卢梭是走出自由主义。由于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具体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以，我们有时会截取霍布斯和卢梭思想的自由主义部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来引证和论述，这并不等于承认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自由主义的。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大体上终结于19世纪中期，但是我们看到，从那时起直到当代，有一批思想家在思考当代社会种种问题时，仍然不断向世人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话语，忠诚地守护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极力复活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如哈耶克、波普、伯林、诺齐克等。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按当代政治哲学的分类，可能属于保守主义或其它某种主义，但在本文中，我们把他们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衣钵传人。〖ＺＷ（〗这也是他们中多数人的自我认同。〖ＺＷ）〗由于他们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思想表达得更为透彻清晰，所以我们在引证古典自由主义某些思想时，有时会向下延伸，把他们的思想作为佐证。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主流传统发展的现代结晶，也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在将西方政治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比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亨廷顿在比较各种文明的政治文化特征时，曾引证一项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证明：“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一位学者对50个国家的分析显示，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中，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所以，“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ＺＷ（〗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2—63页。〖ＺＷ）〗
的确，自由主义凝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声称，西方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从历史上看，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曾经对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产生过影响或冲击，但它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结果是被其它文化所融合。只有西方文化被基督教重新塑造之后，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神髓的现代政治文化，才使西方政治文化在向外扩张时成为高势能文化。当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政治文化相遇时，其外缘的因素较容易被别的民族接受和吸纳，但其内核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最不易被别的民族所接受。也正是这一部分，使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文化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并受到了最顽强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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