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俗文学研究，阿英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他所研究的弹词、歌谣、时调、拍板歌、大鼓书、梨花大鼓、相声等，有些就是近代文学中俗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有些研究直接与近代文学研究有关。如《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一文，作者指出《老残游记》里的黑妞、白妞说书，其中的白妞就是历城（今济南市）人王小玉。文中引凫道人（贾凫西）的《旧学庵笔记》“红妆柳敬亭”条为证：“光绪初年，历城有黑妞、白妞姐妹，能唱贾凫西鼓儿词。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这对了解黑妞、白妞这两位女艺人就很有帮助。再如他的《关于石玉ｋūｎ＠①》，阿英据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ｋūｎ＠①》一节，了解到石玉ｋūｎ＠①的生活年代大体系道光时的艺人。此说虽未成定论，但至少可提供一说。这又可以看出阿英的俗文学研究与他的近代文学研究互补的关系。
（四）重视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考据学是清代朴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包括作家的生平、作品的真伪、作期、版本的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等等均需进行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必要的、精确的考证，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以李伯元研究而论，阿英通过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比如他在《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1935)中，考证出为《官场现形记》和《海天鸿雪记》写序的惜秋生并非作者李伯元的化名，而是李伯元的一位好友欧阳钜源(1883-1907)，此人也是小说家，原名淦，字钜源，一作巨元，别署茂苑惜秋生，又署惜秋生等。从而纠正了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惜秋生就是两书的作者李伯元自己。同时，通过考证还解决了不少疑点。比如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阿英从《醒世缘弹词》中某些片断的描写和文学风格诸方面与李伯元的另一部《庚子国变弹词》进行比较，从而考证出《醒世缘弹词》的署名作者讴歌变俗人就是李伯元[6]，解开了《醒世缘弹词》的作者之迷。再如吴趼人在《李伯元传》(1906)中曾提到李伯元著有小说《中国现在记》，因它发表在当时的日报上，只二十回，未完，亦未署名，研究者无法根据吴研人的记述证明《中国现在记》就是李伯元的作品。后来阿英发现了这部书，经过多方考证，证实了吴趼人所提到的这部《中国现在记》确实是李伯元的作品[7]。阿英在考证上所取得的这些突破，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成功运作是与他长期重视史料的积累与文献的发现有关。它如，阿英对于《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考证，对近代小说人物的考证，对大鼓书的考证，对女弹词艺人的考证，均对近代文学研究具有揭迷释疑的作用。
[7] 阿英.中国现在记的发现[A].小说二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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