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发展，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时代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研究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是在上世纪国难中开始的，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长期的研究工作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个性，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四点。
　　（一）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的治学精神。
　　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孤岛时期”。1938年，阿英在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成立业余的“新艺剧社”）的同时，他开始研究近代文学，写成了《国难小说丛话》，论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20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为主题的小说，阐发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旨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阿英在《中东大战演义》评价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优秀作品出现，实为吾人之耻。”又在《旅顺落难记》中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证。”目的很明显，它是借近代的小说来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此外，这之前和之后阿英写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原稿已失）、编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后改称《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他编校的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35)、吴趼人的《痛史》(1937)，并出版单行本，乃至他自己创作的《碧血花》(1940)、《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等历史剧，目的都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
　　（二）重视资料建设，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重视搜集、整理、编纂近代文学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书目，是阿英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特点。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资料就无法从事研究，所谓“巧手难做无米之炊”。马克思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阿英十分重视资料的建设工作。他的资料工作，第一步是搜集各类书籍，尤其是一些难见的孤本、抄本。前面我已说过，近代虽距离现在并不远，但作品、史料的搜集要比古代难得多。阿英不仅注意近代各类书籍的搜集，而且为搜集一些稀见的书籍、报刊和资料，经常到各书店、地摊去“访书”、“淘书”，这我们从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苏常买书记》就可以看出。为了购买一本需要的书，他不惜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市、旧书店和地摊，阿英这种搜集资料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劳动，现代的读书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了。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