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史》是阿英关于研究晚清小说的一部专著。该书写于上世纪30年代，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经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个本子。该书共十四章，第一章：《晚清小说的繁荣》，对晚清小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以及小说报刊、小说理论、小说内容及形式的特点等等方面作了钩玄提要的论述。第十三章，论述清末小说的末流，第十四章讲翻译小说。其中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作者以小说题材进行分类论述，旨在说明晚清小说内容的丰富、反映社会面的广阔，以及与近代现实生活的关系。全书涉及的晚清小说200余部，对其中的50余部作品进行了阐释和评论。纲目清晰，论述简明，在对晚清小说缺乏了解与研究的情况下，阿英《晚清小说史》的出版，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成为学习和研究近代小说的人的必备参考书。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相当的影响。1939年德国汉堡《亚洲周报》选择第一、第二章，题名《中国晚清小说史》，1979年又有日译本问世。
此外，阿英在《小说闲谈》中还论述稀见的近代小说20余种，或介绍其梗概，或评述其思想、艺术特点，或钩沉史实，对研究近代小说亦有帮助。
二
阿英其他方面的近代文学研究，就其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关于近代小说理论的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近代小说理论，他在《晚清小说史》第一章已简略叙述了近代小说理论的概况。后来他又写了《小说丛话论略》和《吴趼人的小说论》两篇文章，专门评述近代小说理论。《小说丛话论略》主要评述《新小说》上“小说丛话”专栏内所发表的关于小说的短论。阿英在文中首先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阿英认为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地位的肯定是正确的，特别指出梁氏所说的“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又谓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均是为肯定小说通俗化的文学地位提供理论根据。阿英认为，这些均系梁氏的“卓见”。阿英又认为还有一篇文章对梁氏颇有影响，那就是严复和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这是我国自有小说以来“以新观点论小说”的第一篇长文。梁启超自己就说过：“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阿英还评述了狄平子（葆贤）、侠人、定一、周桂笙等人的小说理论。
阿英还论述了吴趼人的小说理论对其创作的影响。吴趼人是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很受读者的欢迎。同时他还是一位擅长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吴趼人不仅创作历史小说，还有这方面的理论。阿英特别看中吴趼人对历史小说所发表的意见。阿英指出吴趼人有关历史小说的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小说比历史典籍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小说可补正史的不足。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说：“典册（指正史）很难于使人注意，因端绪复杂，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内容，普遍深入于群众，只有用演义的体裁。盖只有小说家言，兴味浓厚，可以引人入胜，可以补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借小说为导。”历史小说由于采用演义体，可增加历史本身的兴趣，引人入胜，以补正史的不足。第二，吴趼人反对写历史小说蹈虚附会，歪曲历史。他说，旧历史小说往往有此缺陷。
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烈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
阿英又批评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东西晋演义》“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1]。
（二）关于弹词的研究。
首先，阿英肯定了弹词的文学地位。他说：“弹词一类的书，难入知识分子的眼。实则，弹词影响的广大，其所具艺术性，是并不亚于所谓‘大文学’。……其细腻雅韵，实臻‘大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境地，而传播的广远，尤非‘大文学’所能望其项背。”[2]阿英所说的“大文学”，即略同于今天所说的雅文学。俗文学和雅文学本是文学的两翼，并无高低之分。阿英又说：“在高人雅士看来，弹词虽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实则弹词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独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复肯定弹词的文学价值，认为俗文学并不低于雅文学，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重视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如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关德栋）十分重视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弹词、大鼓书、梨花大鼓、民歌、时调、拍板歌等，均有专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称赞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并评说其影响，对于转变学界轻视俗文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推动俗文学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对于近代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弹词的评论。
对于近代男性写的弹词，阿英尤重视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过去的弹词，著名的如《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等自有其文学价值，有些作品如周颖芳的《精忠传》写岳飞精忠报国事，作品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但如就多数的弹词而论，其创作题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大团圆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变为题材，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全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以及官兵以剿义和团为名屠杀人民的罪行，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部弹词虽有其思想局限，但从题材和创作模式上，无疑是对此前弹词创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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