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里达试图把“解构”解释为“建构”，但其解构文本的内在逻辑显示其有着不可辩驳的虚无主义本质。实际上，“延异”与阿多尔诺的“绝对否定”一样，是一种互解一切、破坏一切、崩溃一切的绝对运动，在此运动中，除了不可辩识的“踪迹”，不可复原的“灰烬”外，一切都不复存在，虚无主义不仅表现为结果，而且本身就是唯一的运动与存在方式。此外还能看到的是，尼采的深沉的“悲剧主义”被一种沉浸在“平面”游戏中的匿名的快感所置换；同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所必然导致的悲观主义，也为一种浅薄的、自满自足的乐观主义所置换。虚无主义意能演绎为快乐主义的源泉！实际上，失去精神痛感的人最终只能成为铭写在“力比多经济学”上的潜存着种种本能无意识释放的纯肉体符号--这难道不是人对自己的最后告别仪式吗？
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不详之处，不仅在于它摧毁、颠覆了一切“己有”而无建构“尚未之有”的任何承诺。而且还在于它与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两极相通，协手并进，相互推波助澜。在上帝不在场或人不能取代上帝成为新神的情况下，一种新的偶像崇拜--“拜物教”便会应运而生；在人的精神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一种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使成为人们自我麻醉的新鸦片，以适应人们以退化的方式动物般地苟活着。反之，当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走到尽头，再也无法提供更为新颖多样的物质价值，又不能提供更为高尚的精神价值之时，一种虚无厌世的悲情便会油然而生。如果说，虚无主义是主体在精神上自我张扬、为所欲为的结果；那么，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则是在人本取代神本情形下所导致的人在感性上自我放纵，两者同源于人本主义。伟大诗人艾略特在世纪初便敏锐地洞察到，人类生活的急剧世俗化造成了人类文明的“荒原”景象，人们沉溺于物欲横流之中。精神已彻底沦丧，人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稻草人”、“空心人”而已，死亡成为现实的国度，是这一国度至高无上的国王。在虚无主义与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相互推波助澜肆无忌惮的今天，艾略特这一警示的现实意义不是愈加充分了吗？
因而，海德格尔看来，现时代是人与世界完全失落的时代。由于人与终极本原产生了分离，便丧失了与神圣维度的联系，丧失了所有真实意义的源泉。"虚无主义运动以各种形态不可抑止地遍及全球，吞噬万物，"21)无家可归成为人类历史的命运，整个世界处于"黑夜"之中："基督的显现及其牺牲死亡，标志着诸神之昼终结的开始，黑夜降临了，……上帝的缺席意味着，没有神再将人和物聚集于他自身，可见的和明确的，而且由于这种聚集，安排了世界的历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然而，上帝的缺席甚至预示着更为险恶的事情。不仅诸神与神消失，而且，神性的光芒在世界历史中也变的黯然失色。世界之夜的时代是贫乏的时代，因为它甚至变得更加贫乏。它已经如此地贫乏，以至它不再将上帝的缺席看作是缺席。由于这种缺席，世界缺乏那支撑它的基础。22)
总之，现时代状况是人类精神与文化；或从根本上说是人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危机，这正是“上帝死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亦表明了人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即在基督教信仰已经失效的情况下，以人为支点建立一种有效的意义、价值解释体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不能战胜虚无主义，还必然重新陷入虚无主义之中。然而对产生危机的内在机制的分析，对尼采问题的正确解答，都必须依赖于现象学深入到人性的本质结构中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澄清。
三、思的事情：虔敬与拯救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胡塞尔就在其不朽名著《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以及相关的系列讲座中深刻地指出，欧洲文化、精神危机及欧洲人性的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理性主义以“客观主义”的方式建构科学，彻底遗忘与丧失了人生意义，由此引发对理性信仰的怀疑主义及相对主义的盛行，这就必然导致“失去对自己的信仰，失去对自己真正存有的信仰”23)人的生存危机。而要克服这场危机，必须以真正的理性主义即先验理性主义克服假面具的理性主义即实证理性主义，以彻底的主观主义即先验主观主义克服客观主义。只有建立在现象学停止判断及先验还原方法论基础上的先验现象学才能完成这一使命，才能实现“为真正人性的意义”，即人的生存而斗争的哲学使命。因为，实证理性是实存着的人的理性，它是不完善、不彻底、非明证的。而对实存的人及世界实施先验还原后得的先验理性主义或先验主观主义，恰恰是主观主义与理性的最为完备的真正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绝对形式，只有它才构成了一切真理、意义及价值的终极根源。在一定的意义上，胡塞尔认为这一“先验自我”等同于“上帝。”24)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绝对的权能只存在于先验者或绝对者那里，人本主义以人的理性及意志建立主体或主观主义，不能不是一种谬误，它必然在实践哲学（包括政治哲学）上导致严重的恶果，有如尼采哲学那样。主体性“合法化”的危机就是对人的有限的理性与意志权能的质疑。它表明，主体不能在“自律”的意义上建立，主体主义即主观主义只有表现为真正“绝对”的即先验的主体主义才能成立。现象学无非是这种趋向先验性、绝对性的运动。
正是通过现象学，人的有限性及其对有限性的超越，也才能得到恰当的说明。就意识的内在性而言，正是在“自我”构成的基础上，或者说，伴随着“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它者”也被明证地构成了，这不仅包括另外的“自我”即“他我”及“世界”，也包括“自我”、“他我”及“世界”构成根源的“绝对者”。因而“自我”与“它者”是在相互依赖、相互对峙、相互作用中有机地、不可分割地构成的，“天、地、神、人”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质结构。在其中，“自我”即人的存在不仅主观地依赖于“他我”，而且绝对地依赖于“绝对者”。此一“绝对者”作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源泉、根据，构成了一切存在者“如此存在”的天命，对人而言这就是抵抗、战胜“非存在”或“虚无”。真正来说，人的有限性不仅是超越意义上的有限性及实存意义的时空有限性，归根结底是存在根据的绝对“匮乏”，由于这一“匮乏”，人是受到“非存在”或虚无的威胁而随时可能被其吞没，毁灭的“脆弱”的存在，即“只不过是一根苇草，”25)这就迫使人们以种种方式，依赖于“它物”充实这一“匮乏”，赋予生存以“充足”的意义，实施对有限性的超越。然而一种真实有效的生存，只能建立在这一“依赖”、“赋意”或“超越”的绝对而非相对的方式上。因此，无论怎样称谓，“绝对者”都是人之生存中的无法避免的绝对相遇与内在参与，它是生存的无可摧毁的“金刚”。人的生存不只是在“自律”意义上，更主要是在“他律”的意义上，才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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