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上帝死了”所导致的虚无主义，本身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虚无主义所具有的合理性在于，它揭示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人生来就是与痛苦、死亡、无意义相伴为生的，生存本质上为虚无所规定、所包围、所渗透。尽管要生存的意志，说谎的意志比求真实的意志更原始、更本能，但一切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所给予的“掩饰”，终究不能使人们不正视人生虚无的本状。在尼采那里，真实性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另一方面，虚无主义也揭示了人与生俱来不受任何先验的约束，人是绝对自主自立的存在，生存虽是无根的，但也是绝对自由的——尽管这是一种令人“眩晕”、“恐惧”的自由，人在承受虚无的同时就不能不承受着自由。由此可见，“上帝死了”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将人推至了虚无面前——一种既充满自由，又无依无靠、孤独绝望的境地，使人们一再面临着“要么生存、要么毁灭”的严峻选择。
对尼采"上帝死了"的语意澄清，必然涉及到对尼采无神论的评价，这必须从尼采的生存意义论谈起，毫无疑问，尼采在近代哲学史上最明确地揭示了人是依赖于意义而生存的存在物。他指出，人的真正痛苦不在于痛苦本身，而在于痛苦的无目标性，即"为了没有解决存在意义这个难题而感痛苦。"10)对人来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11)因为"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于无意义。"12)人是创造者、立法者这一命题意味着，人为着生存，必然赋予毫无意义的人生与世界以某种意义，必须制订人们能安身立命于其中的价值体系。这样，尼采看到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尼采也因之不是真正或天然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假如基督教仍然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意义、价值解释体系的话。另一方面，尼采"反基督教"，则在于他看到了宗教的弊端，即在给人类生存提供意义，使人类得救的同时，也使得人丧失了生命的自由自主性及真实性。他指出：宗教"禁欲主义理想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权宜之计 ，它解释了痛苦，似乎填补了巨大的真空，特别是关闭了自杀型虚无主义的大门。无疑，解释也带来新的痛苦，更加深刻，更加内向，毒素更多，更腐蚀生命的痛苦：它将所有的痛苦都归因于罪过。"13)因此，在基督教已经丧失其应有效用的过程中，在"上帝死了"这一事件发生后，寻求一种取代基督教的更契合生命内在规定的、真正富有成效的意义价值体系，必然成为哲学与文化的根本任务，这也正是尼采哲学的使命，因而可以被合理地称之为"尼采问题"。而"超人--强力意志"学说则是对这一问题作了人本主义的解答。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包含有"绝对主体"的"背谬"，以及"绝对主体"的"合法化"危机。
二、后现代状况：关于危机的报告
尼采对“上帝死了”的深刻揭示所带给人们的巨大震撼，已从根本上规定了二十世纪哲学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体认与诠释“上帝死了”所具有的深遂意义，并积极地挖掘上帝不在场所开放的种种可能性，人的世俗解放始终成为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的发现”，那么，随着“上帝死了”，现时代可以被规定为“人的创世纪”，即人本主义时代。然而，随着绝对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由于辩证法的内在规定，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因此，随着“上帝死了”、“人也死了。”
法国哲学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对尼采哲学的诠释与演绎，恰好地再现了绝对主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兴盛与瓦解的全过程。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标识下，沿着胡塞尔的"自我学"开辟的现象学本体论方向，从主观性即主体性出发，建立一种上帝不在场的本体论及伦理学，力图"把上帝不存在的后果一直推衍到底。"14)在此，人的自为主体性或主观性被张扬到了极端，他宣称："人就是要成为上帝的存在。"15)然而，萨特不仅在"自在存在"对"自为存在"的外在、不相干中产生了"恶心"，"呕吐"。而且他也在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或主观性中，发现了自为存在的"无根性"、"偶然性"，以及自为存在在其被判定的绝对自由的选择中的"烦恼"、"荒谬性"。这就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加缪哲学的"荒诞"主题：不仅人生是荒诞的，整个世界也是荒诞的，它们是没有来由，没有必然性，即无秩序，更无目的的。加缪指出：整个宇宙不过"是一个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宇宙。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但是一切又应有尽有。过了这个宇宙，就是崩溃和虚无。"16)在这个荒诞的宇宙中，人们所能做的是像希西弗斯那样，在山石不断滚落的同时，又不断推石上山，满怀悲壮与自豪的心情，从事着对世界与命运的反抗，而这本身又构成了人之存在的荒诞性。实际上，绝望构成了生存哲学的内在的不可获解的主题。
很显然，绝对主体性在其自身内蕴含着自我瓦解的“背谬”，这不仅表现在主体对对象的绝对统治中，由于对象的丧失而必然导致依赖对象而存在主体自身的丧失。更表现在主体在脱离其先验的基础而独立存在的自足中，必然被虚无所渗透，所支撑，所毁坏。因此，这种“背谬”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解构主体的前提条件。“后现代状况”是对“人死了”的明确宣示。
如果说，福柯以"认知型"名义宣称"人的死亡"，并不能真正排除人的"复活"的可能性。因为"认知型"的演变最终根源于"生活形式"的变化之中，因而我们在另一种语境中谈论上帝的重新临在以及人的"复活"，便可能不是没有意义的了。然而，德里达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并最终通过对"在场"的解构，彻底摧毁了对"本源"、"终极"、"基础"、"真理"乃至"意义"等"先验所指"的"深度"思考，因而最终将上帝及人判决在不复存在，更无复活的万劫之中，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延异"、"撒播"等解构"游戏"完成的。在德里达那里，"延异"作为在场与不在场的被忘却的"本原"，"是产生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17)它使得文中的"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 要素 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它要素的踪迹上。"18)因此，"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遍布四处。"19)这就构成了在能指、所指链上"有 生殖力 的多元性"的无限关联、扩散的"撒播"。其结果必然产生"无限的语义结果，但它却不能还原到一种简单起源程序的现存性上，也不能归结为一种终极的在场"，20)因而无法上升到一个主词或一个主概念。这种"意义"的丧失彻底阻断了对任何"在场物"尤其是神学及本体论的存物如上帝、主体、客体等在意识与语言中的构成。这也意味着，在实存的意义上，人的自我辩认及人在宇宙中的定位已成为不可能了。"人是谁，我是谁，我们来自何方，又向哪里去？"的命运攸关的问题被消解了。人被彻底放逐在无限流动、无限远化的能指--所指链上，漂浮在一个没有任何支点和停歇之处、无限开放的符号宇宙中，为"意义的不可穷尽性或语义过剩"的"黑洞"所吞没、撕碎，在精神、意识与人格上最终陷人彻底的分裂、崩溃、死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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