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社会制度区别是"中国威胁论"泛滥的恒定因素。中国作为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被当作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意识形态象征物。在苏东巨变之后，西方世界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的后尘，而事实与此相反，还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日本、德国发展，创造经济奇迹那是在西方模式下取得的，在他们眼里这不足为奇，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取得如此成就，显然是对西方模式的威胁。这一现象被《外交》主编扎卡利亚称为"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并视之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文化也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加上独特文化传统，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心病，"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对它曾有过的、由世界上其它国家所造成的历史遭遇心怀冤屈，那么它将很难与人为善，这种沙文主义和冤屈感，恰巧中国都有份"。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公然将中国的文明看成西方文明的对立物，并在其著作中更是无中生有地设想出一场在下世纪初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世界间的"文明大战"。另外以西方为中心和对西方衰落的恐惧也是"威胁论"的又一原因，这种非我族类其心毕异的狭隘心理，把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看成是对所谓"文明世界"的威胁。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北大西洋沿岸民族率先完
类的启蒙，成了人类的先导，其它民族要么被看成"威胁"，要么是被怜悯或被掠夺的对象，现在的中国显然属于前者。
第三是国家利益驱使，遏制中国的需要。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不可能永远是朋友，也不可能永远是敌人，永远的只有国家利益。美国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最大受益者，成了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但要极力维持这一收益，还要建立一种以美国领导的世界，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大标题是："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对这一现状破坏的行动就是对美国的"威胁"。如中国军事现代化，被认为是"威胁"；中国为了国家统一，对台湾问题、南沙群岛问题采取的一些行动，就被鼓吹者说成是"中国威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也被说成是"威胁"；甚至人口众多也是"威胁"。可见，问题的实质与其说是中国的兴起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不如说是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而威胁新兴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另一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以便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干涉中国内政，歪曲中国形象，以便转移视线，掩盖西方盟国的之间的矛盾。正如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所说："如果说人口众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是一种威胁，那么美国也是人口众多，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说美国构成了威胁呢？"18答案在于："遏制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但改变其政权形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宽容的民主国家是和平的更可靠的保证"。可见，宣扬威胁者才是真正的威胁者。
20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威胁论"看似矛盾实则相同的思潮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起来，这就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是"威胁论"的延伸，更确切的说是中国问题的另一面，前者是中国问题的曲意扩大（如预测中国即将崩溃），后者是中国的成就任意夸张（如认为中国正在"威胁"美国）。10年前，一些美欧人士预言，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崩溃解体"，而预言成为笑话。十年之后，这种"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又在美国主流媒体间流传。这次流行最初由一篇学术文章引起的，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做过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文章发表，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的时候。罗斯基的观点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最近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热点。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把他的观点重新炒作起来，其原因是西方舆论此时已经改变了风向，而罗斯基的观点正符合他们的期望，即 "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在这一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美国《中国经济》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最为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去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家敦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中国崩溃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多年改革的结果之一。在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说经济上统计数字"参水"是事实，在中国媒体上经常出现有关虚假数字的报道，罗斯基在美国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前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肯定的。说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也有一定道理，诸如腐败问题、干群关系问题、乱收费问题、机构改革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正如经济学家樊刚所言："中国最不难找的就是问题"，吴敬琏也说："改革正在过大关"。它说明了改革越来越难，要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尖锐。另一个方面也是意识形态优越论使然。唱衰者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认为西方较之中国具有"制度优势"，但经济发展反而相形见绌，所以自困于一种本能的怀疑。
对中国唱衰者从来不乏其人。过去，这支队伍并不是国际主流，他们的声音并不足以扰乱视听。从美国记者包德甫《苦海馀生》到史塔威尔的《中国梦》，宣泄西方对中国失望的书已有多种，《中国即将崩溃》的出版与讨论，将宣泄和诅咒推至高潮。可以肯定，章家敦的"威权社会不能孕育创新发明"掩耳盗铃式结论，"中国即将崩溃"主观臆断的预言，是阻挡不住中国前进步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并不是数字编织的神话，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指出，中国过去几年平均每年GDP增长百分之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数字"基本可靠，不会出问题"。
面对罗斯基的怀疑、章家敦的预言，中国学者甚至政府官员纷纷给以批驳，我认为这似乎小题大做。以中国的经济状况，决不会因为他们的怀疑和预言而崩溃，也不会因为他们的预言而解体，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发展是事实，有许多问题也是事实。"威胁论"和"崩溃论"的区别就在于观察中国的角度不同，但实质相同，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衰落或者崩溃更对美国构成威胁，二者都有道理，但结论都是错误的。就中国经济而言，既不会强大到威胁别国的程度，也没有脆弱到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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