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战争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民主制度致命的弊端，给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产生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深入人心的时代，产生于民主主义制度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这使得包括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大为困惑：民主的原动力是爱，它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全部转化成战争热情？汤因比的困惑在于不了解人类尚未摆脱国家的羁绊，在国家的范围内，民主的仅仅是调动一切成员、形成一致对外力量的有效手段。由于历史的局限，民主所产生的“爱”在现实中成了“恨”的手段。所以富勒（J.F.C.Fuller）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狠。”这也许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民主主义时代爆发的根本原因，近代民主制度使人类战争恢复了原始野蛮时期的总体战状况。
历史学的使命在于总结过去，避免曾经有过的灾难，以便在未来的历史十字路口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战争与文化研究不仅为了更好地解释过去发生事件，同时还分担着历史学交付的部分使命。如果说军事学研究更多地是为将来的战争作准备，那么战争与文化研究除了具有军事学同样的功能外，还将义不容辞地、更多地考虑如何营造人类永久和平的问题。
诚然，如果我们不深入地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去赢得永久的和平？但是，一谈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学者都持谨慎态度，富勒认为，战争就象大海的潮汐一样，有规律地起伏着。虽然这是一个天才的比喻，但细加品味却令人沮丧不已。在我看来，战争的可能性就象人和自己的影子，只要存在着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因为激发战争的诸多根源是绝对不会消失的。战争爆发是战争的可能性同战争现实性之间的阀门失控，和平则仅仅意味着战争阀门的暂时关闭，战争可能性暂时被压抑着，而非永久性消失。战争阀门是由各种规则与不规则、可测和不可测、可控与不可控的、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社会因素临时杂凑而成的，因此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战争阀门总是脆弱的。因此在我看来，康德（Kant，Immanuel von）所追求的“人类永久和平”很可能是一种海市蜃楼的幻觉。
西方学者现在把人类永久和平的希望完全压在“全球一体化”、建立“世界政府”的赌注上，仿佛康德那种“自由国家的联盟”的世界政府一旦降临，我们便可升入永久和平的天堂，这种观点只能反映他们历史知识的肤浅及对历史观察的浅薄，他们仅在西方有限的空间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并且以这种有限的历史经验作依据来规划世界的未来。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东方文明史，便会发现“世界政府”曾在东方黄河流域的小范围里建立过，夏、商、周三代都历时400年以上，生活在三代太平盛世期间的人们，谁不认为已经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已经建立了永久和平的社会机制？然而哪一个朝代避免了内战？既然东方历史上的“世界政府”未能摆脱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性循环，那么，我们有什么依据认为将来全球范围的世界政府管辖下的社会就一定不发生战争？
最后谈谈人类面对战争时才会凸现出来的智力悖论现象。战争最能证明人类是智慧异常和愚蠢透顶的混合体。战争是把双刃剑，它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各种潜能，把他们发挥到极致，从指南车到火药、雷达、声纳、原子能、计算机，无一不是战争刺激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将来临的人类电子计算机时代即为战争的产儿。尽管西方许多学者论证了战争在促进文明发展和人类许多高尚精神方面的种种益处，但正如卡尔·雅斯贝斯（Jaspers ，Karl）所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战争更能证明人类的愚蠢。核武器的发明实际上是人类在向地球上所有生命种类表明自己是最强大的生命种类的同时，自觉地、人为地、快速地逼近了历史的尽头，到达了毁灭自身的边缘。这就是历史对人嘲弄！这才是一幕经典的历史悲喜剧！富勒在20世纪六十年代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历史表明：战争既是人类聪明才智的见证，也是人类愚蠢不化的见证。也许人类将永远背负着这把“双刃剑”走到历史的尽头。战争与文化研究也将在无可奈何之下，担负起沉重的使命能否将人类带出自我毁灭的危险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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