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文化研究也能帮助解释军事领域中的一些现象。自拿破仑以来，法国军事上就一直处于长期弱势。法国地理上东临欧洲内陆、西向大海面对英国的海上挑战，一方面要全力发展陆军，以对付欧洲内陆的普鲁斯、俄国等强大的陆权主义国家；另一方面，18世纪以后，海权优于陆权的情况日益明显，法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就迫使它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以抗衡英国的海权。这样一来，法国财力和资源捉襟见肘，国防投资上，被迫兼顾陆、海两个方面，结果海陆军均不能达到世界一流程度。而英国、德国和俄国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倾其国力于海权或陆权，法国则因所处的独特地理，必须同时担负海权和陆权两副担子，这就注定了法国无力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东方，中国西临亚洲内陆，承受俄国强大的陆权压力，东向大海面对日本的海上挑战，所处地理位置酷似法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军事状况与法国相似，因内外战争的需要，既不能放弃传统的陆军建设，又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以应付来自海上的威胁，也就说必须同时承担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加上近代化进步晚，这就注定近代以来中国军事力量难以振作的命运，而在古代，亚洲文明都属农业性质，在陆权主义占军事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可以置漫长海岸线于不顾，因而能发挥自身优势，并常常成为古典世界中的一流军事强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法国一样，成为实现一流军事强国的天然缺陷、及先天不足的因素。
三
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一下，战争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诚然，我们要避免重蹈过去某些历史学家的覆辙，把人类历史仅仅看成一部战争史，但上述分析表明，从观察历史、解释历史而言，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我们视野中出现了新奇的景观。不仅对历史研究而言，即使对当代和未来社会的观察而言，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审视点。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即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尽管其某些结论有待商榷，但他从战争与文化关系的新角度，历史地分析国际关系未来趋势的新尝试，无疑值得肯定。从战争与文化的角度还可发现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新价值，例如，孔子主张“礼制”，以及对战争看法，使他成为东西方历史上最早主张对战争暴力进行理性制约、用社会规范来约束战争暴力的思想家。孟子、荀子关于“仁义之师”的论述，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考虑战争与道义的大思想家，孟、荀的战争应该成为道义工具的观点至今尚未过时。尤其孟子，面对当今国际政治复杂之现象和众多理论学派，我们更感其学说慎密、深刻之伟力所在，他不仅在历史上最早提倡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提倡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进? 醒细裣拗频奈按笏枷爰摇Ｔ谡秸胛幕叵笛芯苛煊颍ü鞣街涞谋冉希颐强梢愿惺艿饺寮椅拿鞒墒旖显绲睦肥率怠Ｓ捎诘苯袷澜缧问埔约肮收卧蛟谖颐谴呵镎焦贝鸵丫ぱ莨晕颐枪糯ハ驮谀鞘弊芙岢隼吹难凳刮颐敲褡逵涤凶愎坏淖孕湃グ盐铡⒂Ω墩飧霰浠氖澜绾妥陨淼拿恕?/P>
战争与文化研究使我们重新发现历史，发现文明遗产的价值。就象过去人们发现《蒹葭》、《采葛》是表现远古爱情的千古绝唱，《氓》、《我行其野》是弃妇咏叹的永恒经典，从战争与文化角度看《诗经》，同样会发掘出其中长期被人所忽略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侧重比、兴、赋的艺术技巧的运用，关注社会生活诸方面情感的宣泄和抒发，然而，运用《诗经》提供的古代社会的生活信息，寻找汉民族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古典文学研究即不能胜任、也没有这方面的义务。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采薇》、《伯兮》是表现古代汉民族对战争暴力基本态度和感受的经典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民族在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认知三个层面对战争暴力的矛盾冲突，对于把握汉民族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说，这两首诗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价值。
同样，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阿迦门农（Agamemnen ）的联军在特罗伊（Troy）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拖上陆地，构成几道连环防御工事。这表明当时的航海民族不仅把船只当作海上运输工具，也把它当作军事防御设施，从而提供了远古地中海军事艺术和军事技术的宝贵信息。这使人想起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这表明各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时，都遵循将日常生活条件与军事作战条件尽可能结合的原则，这是人类社会追求效率时的规律，只是不同生活环境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马史诗”在军事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与艺术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的视野里，我们发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较高的典型事例。历史学一般只是将郑氏集团看成中国古代海商集团的代表，官方眼里是亡命趋利、杀人越货、通则为商、不通则为盗的一群海上亡命之辈，以后明朝式微，被招抚后成为合法之地方豪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观之，郑氏集团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济成份。军事学则将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看成是中国古代海军的一个部分。战争与文化研究在经过东西方比较后认为：郑氏水师与以前历代水师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质的海军，即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因而，郑氏水师是近现代海权意识在古代中国的真正代表。而近现代海权意识在本土自发产生、旋即消失的现像，对于深入理解我们古代社会性质、儒家文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顺藤摸瓜，我们还会发现，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其内部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容和运作于内陆王朝的传统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以“商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后者以“农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又因为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前者所代表的市场原则向后者所代表的指令性原则发起强有利的挑战，因而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更能代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传统史学概括地认为：中国近代与西方较量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船坚炮利”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概括为：近代中西两大文明的较量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同古老的“农业军事复合体社会”之间力量悬殊的抗衡。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的前奏，从历史的逻辑出发，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毁灭很可能是中国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文明进程的一次令人遗憾的中断，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明在17世纪中叶，也许丧失过一次千载难逢的自我更新的历史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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