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甚至制约私人生活之外，私人生活具有隐秘的自然性质。可见，私密化生活与"现代"社会生活是具有严格界限的。
中国的私密化生活之所以能够如此自然地延续，究其原因，是因为它有来自两个方面的纵容：一是官方的纵容。官方权力是私人化的，它内在地希望与权力相关联的人们陷入自己的一己之私圈子里，这样，权力的私人化才能得以保障。假如人们都来关心与他们权利相关的确切权力的运作，并愿意直接参与或影响权力的运作的话，那么权力的私人化运作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不论是主张以训政的方式对待本应是权利主体，因而具有限制权力天然权利的人民的国民党，还是以"人民--政党--领袖"逐渐提升、递归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来替换掉人民自主的共产党，两者的意图都是有意无意地限制权利对于权力的制约，并借此鼓励人们在公共参与与公共议论无门的情况下，向私密化生活天地退守的生活策略。二是民间的纵容。相对于官方对于私密化生活的纵容而言，这种纵容具有某种从属性。民间在官方严格限制其活动于私密范围的情况下，就逐渐形成一种将自己自觉地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心灵习性（habits of heart）。进而，逐渐形成将自己宥限于私人圈子的生活习惯，对于公共领域的问题敬而远之，对于公共制度的安排心存疑虑，对于公共权力的私人化运作习以为常，对于公共舆论的私人化见惯不惊，对于公共言述的状况掉以轻心，对于公共福利的私人化享有不以为怪，对于公共环境的恶化熟视无睹。终于，私密化占据了个人生活的所有空间，公共被完全排除在人们的生活范围之外了。人们关注的"只能"是、"只会"是个人一己之私的欲望事宜--这种生活走向，既有将公共问题化解为私人问题的能量，又有将个人生活推入隐秘状态的功能。人们的生活所遭遇到的一切就此化解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满意与不满都可以在自然节律的忍受中灰飞湮灭。比较而言，后者具有相对于前者促成私密化更大的影响力。这可以说是现实政治全面、强势地作用并制约人们的生活的结果。
其次，公共关怀阙失还有其具体的社会
历史诸原因。诸如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的、生活实践的诸因素，都对于公共关怀的阙失具有大小不同的影响。其中值得讨论的影响因素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公共关怀阙失的影响。在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影响方面，不仅近代以来像鲁迅那样的思想家在"国民性"的主题下面有广泛的讨论，外国人也有很精彩的评论。其中为人们比较熟知的是美国人明恩溥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素质》中对于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批评。[27] 他的批评曾经极大地影响了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公共性省思问题的反思。[28] 无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性要素，诸如专断的
政治、封闭的
经济、自满的文化促成的公私不分或公私合一，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差异性的混同性判断。人们在为国家实际上是为皇帝的公私关系结构中浸淫得太久，以至于不知道公共与个人究竟还会有什么区别。[29] 当个人消逝之后，就只有"私人""身份"的人在活动了。只有私人，他的隐秘就是单一的出路了。因为单纯的私人是无须公开自己的任何东西的。社会完全没有必要分化为"暴露"的公共与"隐藏"的私人两个部分的必要性了。当然，相对于传统文化"基因"中存在的私密化因素来看，前述现实政治对于当代中国陷入私密化境地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根本的影响力。
公私划界与中国转型
公共关怀的阙失，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朝向
现代的健全
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是一个必须加以正视的问题了。同任何缺乏公共关怀的社会一样，缺乏公共关怀对于中国社会的这种负面影响，直接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其一，社会政治精神的涣散。这种涣散，既表现为人们对于
现代政治精神的认同上面，又表现在集纳公共政治资源的困难上面，更表现于支持现代政治
发展的公共理性精神的阙失上面。在现代政治精神的认同上，由于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的现代性认知还处于含糊的状态，因此现代政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理念还没有被民族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现代政治的宪政民主制度精神还没有被中国人共同认可为制度建制的基本观念；现代政治的个人主义精神还没有被人们放置到关乎个体与集体健康发展的高度来认取。人们还处于一种传统的集权政治理念与现代的支流性的政治批判理念"洞穴"之中，反对现代政治的如上理念有时候还是一种时髦。人们甚至幻想在这种反对中接引现代政治进入中国。[30] 在集纳现代政治资源上，整个中国还处于一种政治资源极端化归属与政治资源高度分散化存在的状态之中。政治资源的极端化归属指的是
目前中国的政治资源基本归于执政的政治集团，它如果不放弃政治资源的极端化归属权，其他人或其他集团就没有集纳政治资源并与之抗衡的可能性。政治资源的高度分散化存在指的是当代中国掌握有政治资源的社会阶层阶级力量的分散化，对于极端化掌控政治资源的政治集团的无可奈何。这种情形因为是如此明白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以至于是毋庸赘言的。在支持现代政治运行的公共理性精神方面，中国人几乎是没有形成这种"公共理性"的。人们习惯于将自己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与见解严格限制在私隐生活的范围之内。人们也习惯于将自己对于公共问题的满意与愤恨意气性地加以发泄，在谩骂与赞扬之间徘徊，而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升华或积淀。建立在私人性、个性基础上的共同性、公共性隐匿了，公共精神自然就无从生长。其二，社会制度建构的畸形。制度化的社会运作机制是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要求其实就是公共性的要求。无疑，社会生活不可能完全是公共化的，它只是在关乎多数个体的共同问题上面才具有公共性质。制度化的一定性、形式性、程序性以及既定性，使得任何社会阶层阶级和个体不能寻求制度外空间来为自己保留特权。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就可以建构起对于自己的成员而言的共同的、平等的社会政治活动平台。在属于共同体的范围内，他们不分政治集团的归属，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与政治议论的公共权利。不能不指出，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11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