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came to the fro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f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of the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From this time forward socialism was no longer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is or that ingenious brain, but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historically developed classe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并没有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精神思想档次（你想想如果我说修电脑的产业无产阶级一定比郊区种菜的半无产阶级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你一定认为我是疯了，但马克思就对他身后的无产阶级们寄过这样的希望。巴利巴
分析过马克思的这种生物人类学加技术人类学的局限，认为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留情地摈弃马克思的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
哲学》，Chris Turner英译，1995年，28页〗），但你看我们今天的高
科技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和他们的工会们，看看这些不亦乐乎的代表人类前途和进步的也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们！二，无产阶级或它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今天的英国工党！）一样，一旦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通过其人数优势当选，劳动阶级们要的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福利社会－－等到浮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赖对边缘的长期剥削得来的高额利润的福利社会一旦撑不住，不知道他们又会要哪种经济安排，但决不会要社会主义！看看今天欧洲的无工作可找的新无产阶级们对第三世界的低工资无产阶级们的憎恨，和对其民族国家执政政府的婴儿般的依赖，马克思见到，不知会作何想！
精英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发现，革命必须硬搞，无产阶级决不会自己挑共产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后来发现共产主义硬搞不来，就找出借口说先用社会主义过渡一下而凭空抛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奋斗简历，一览之后实在让人扫兴）。所以就出现了特洛斯基这样的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理论知识分子，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发动革命或暴动的行动知识分子。革命可以不理睬马、恩的研究结果地硬搞了（俄共是从沙皇的三年战争后的失心、失权里轻松拣了执政权力，葛兰西说俄国无产阶级是一步走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属于被革命知识分子教导得熟读了游泳教科书，一看有革命机会，就往水里跳了，是‘对《资本论》的革命。〖《读本》，D. Forgacs编，1999年，32－36页〗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是真的从游击战、内战里来夺权的，马克思见了会目瞪口呆），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具体情况中的具体实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版。也有了毛泽东（他却称别的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者为修正主义）的‘考虑矛盾的全部复杂性’、‘一分为二’、‘二分为一’的‘辩证“法”’、‘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不切合中国实际不要紧，我们有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巧手裁缝为其圆场，抹边；革命搞砸了，成了无产阶级自己搞自己了不要紧，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给撑着，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们能为其在任何地步上都作出弥缝的解释，给出无尽的借口。难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本身也需是很雄辩的知识分子，他们象拉康所说的neurotic者，为了不说‘为什么搞革命夺权不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可搞革命夺到权’或‘不用马克思主义，光将马克思主义挂嘴上夺权起来反而更方便’这一点，为了掩盖这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必须挖空心思说出、掩饰那么多，说出了一切，将一切说到完全没有漏洞，其解释和辩护之完美刚好更能够用来说明其无法用马克思主义去搞好革命、马克思主义挡了他们革命的道这一禁忌之深。
我这样十分外行地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之失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不顾这种失落，硬着头皮去搞他们所
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搞坏了还要嘴硬的这段
历史，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是落在这一
历史叙述框架内的，是这一份失败的
简历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们如稍有一点历史意识，见了我们一定会烦，即使他们好说话，不来先跟我们清算旧账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首先是内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带着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们更想去做：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面对各种资本力量对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断分化，面对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种政策和法规去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原始地、残酷地掠夺
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剩余劳动力，造成各种新的社会苦难时，其实也仍无能为力，对无产阶级里的贫困化大众的层出不穷的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正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种无能为力。
大家会说了，这种儒士对民生的关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是的，我们不应该怀疑知识分子道德感里的这种美好成份。我们在提防的是他们的话语位置里以这种同情和关心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进一步辩护的话语优势，用关心弱势群体这样的名头来标榜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我们的简历上写着我们已做过很多这样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国新左从一开始就打弱势群体这张牌，来为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粹主义辩护，一点不掩饰他们对Masse, multitudo 们的父权、专制式的关照，重复的是早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关心和启发，最后就将那些觉悟了的革命群众扔给政党和国家的官僚统治，只想通过无产阶级来专他们自己的政，根本不将后者的阶级处境当一回事的老套。他们爱打这张牌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策略如再去重复历史悲剧，又走到知识分子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手把手教会他们搞革命之类的老路上去，并将牌打到国家权力的玩家手里，我们知识分子将真是些该天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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