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从相互独立到良性互补
以上这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洞识尽管不是针对中国的当代情景而发，但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却不乏借鉴与警示意义。它们集中表明了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类型的知识与知识分子都不应当成为霸权，不应当再制造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权力与科技的结合完全可能产生技术霸权主义，它不适当地夸大科技的社会功能，夸大技术专家的作用，认为技术专家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使科学与科学家成为霸权与“侵略者”。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的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任何霸权，就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关系而言，我们既反对人文知识的霸权，也反对科技知识的霸权。这两种知识类型各自都有自己的功能，也都有自己的局限。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的是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精神价值问题。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不但活着，而且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学科定位、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作用与存在价值。这就是说，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说，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原先的霸权与中心?匚弧⑵涠钥萍贾丁⒖萍贾斗肿拥摹把挂帧笔遣徽！⒉缓侠淼模荒敲矗裉煲丫鱿值亩杂谌宋闹兜那崾樱杂谖幕壑怠⑸庖宓任侍獾睦淠彩遣徽５模ǖ比徽獠灰馕蹲盼颐窃蕹捎镁芫浪椎姆绞嚼唇⑸畹囊庖澹Ｈ绻窈蟪飧龇较蚣绦⒄梗酥寥檬涤弥饕宓募壑倒塾肴松壑渖盍煊虻囊磺谢疃⒃诖嘶∩系贾虑潮〉募际跬蚰苤饕澹蔷透缓侠砹恕Ｎ蘼凼且桓鋈嘶故且桓錾缁幔挥芯竦奈然蛑挥形镏实奈龋桓咛感男曰蛑还刈⑾眩欢辆涿蛑怀ɡ璒K，只关注政治或根本不问政治，都是极其片面的、极为畸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等都应当成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价值轴心与自身游戏规则的互补结构，相互之间的僭越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解放后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都不恰当地压制了科技知识的生长发展，那么今天的社会转型就起到了消解这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精英结构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同样不合理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关系就一定不会出现。这在国外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参见上文）。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的力量以及技术官僚的影响已经变得无孔不入。那么，谁来限制技术官僚？除了重申自由民主的原则以外，还应当强调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许多价值与意义问题，不是科技知识与技术专家所能单独解决的。这在科技发展已经引发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西方已经引起极大重视。萨托利警告说：“让我们设想（这大概是虚妄的），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知识也许能够成为一门可以真正控制人类世界的社会科学。就算是这样，我们的生活观也会要求不让专家负责决定什么是幸福生活。我们不会请求社会工程师来教导我们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追求什么。”他认为，“只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1）这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的有效性与应用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新的霸权主义，导致“侵略性”的科学，而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所在。因为：“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地超越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地，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则变成了唯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2）。我想补充的是，限制了技术专家（萨
托利所说的“社会科学”显然是指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管理科学，与本章所说的“人文科学”不同而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在生活目的方面的垄断性发言权以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幸福等人文问题就悬而不论，或者完全听任大众自己解决，虽然生活目标的选择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由大众自己作出；但是，集中探索这些问题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专长所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重新作以前意义上的“导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克隆技术、试管婴儿等）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目前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注。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与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聘请、雇佣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1）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对于科技偏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认识与纠正。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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