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知识社会学已表明，任何知识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地位都不是空中之物，而是有着深广的社会文化关联域，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列举五种有利于科学知识发展的文化价值。即合理性（理性化）、功利主义、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改善主义，它们与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大众价值观是基本吻合的。而巴伯所列举的与科学发展相抵触的价值观，如情感主义、审美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等级制与权威主义，则恰好是传统中国与解放后30年的中国，以及很大程度上的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后者已经、并将继续失去它的信奉者。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1）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的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当然是技术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
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经典名著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观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
人们或许会反驳说，90年代的大众文化不是非常繁荣吗，大众文化的明星不是受到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追星族的崇拜么？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大众文化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人文知识不是一个概念，大众文化的明星与我们说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样也不是一回事。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或哲学大师、文学大师的名人名言，但是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的人文思考，原因很简单：这种思考没有市场。大众文化的明星是商业策略的产物（比如电影明星与好莱坞的制片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常常带有反叛或个性主义（所谓“酷”）的姿态与外表，但是这种反叛姿态总是与商业合谋或受控于商业。就连人文知识分子本身也基本上不认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明星，反而激烈地抨击它。
第三、这一阶段的转型还表现在各种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与重新组合，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在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中，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包括所谓“大款”、“白领”、“中产阶级”），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这些人中，除了凭投机冒险或裙带关系而不是知识技术发家的暴发户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科技知识分子中转化而来的所谓“儒商”（2）。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企业主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他们对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疏离、对于技术问题的外行以及理性主义与乌托邦冲动，都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显而易见的是，儒商无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还是在大众的心目中，其重要性都要大大地超过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也超过从事自然科学中纯理论?芯康闹斗肿樱Ｕ馐侵毒⒔峁棺挠忠徽髡住?BR>
最后，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地位的式微还来自由知识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冲击。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意味着把它/他们象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听凭顾客的选择与供求关系的规律的支配。这样一来，不但谈论价值、意义、理想等“虚无飘渺”的话题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大地失去了他的听众（顾客/消费者），也使得缺少直接经济效益与应用价值的其他理论科学前景不妙。这些知识的市场“兑换率”与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相比低得可怜。由讲究实用、追求物质享受的大众组成的当今中国文化知识市场，不会有太多的顾客需要康德、黑格尔或歌德巴赫猜想，他们需要的是生活小巧门和大众文化快餐。于是乎，作为直接生产力、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或能直接解决大众日常生活问题的技术知识，也只有这些知识以及生产这些知识的技术知识分子，在市场中独占鳌头、如鱼得水；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从事纯理论科学的学者，所面临的则是要么甘于清贫寂寞，要么改行下海的严峻选择。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的新生事物，无论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从来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从来不是由市场给予的，相反恰好是由非市场的力量保障
的。而今，市场将要剥夺他们的中心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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