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严武“睚眦”考辨

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严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们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间，严武在生活上曾给杜甫以切实的帮助，杜甫也曾应邀入幕，二人关系空前密切。但是，他们毕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异，关系也不见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好，而有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也正有多种史籍记载，杜甫曾有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这些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说法不一，已经易滋疑惑，叙述过于生动，更是有小说家虚构之嫌。因此，历来就此加以讨论的人不少，大约是出于为敬爱者讳的好心，讨论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主张本无欲杀之事（注：如仇兆鳌就认为：“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按即《新唐书》）信以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远，我们无法质诸当事人，事情真相谁也不能凿然言之。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细读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当年杜、严之间没有发生过酒后“睚眦”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桩，那么，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杜甫要那么坚决地辞去幕职？同僚的排挤就足以解释吗？严武死后，杜甫为什么没有写出像得知苏源明、郑虔、高适、房ｇｕǎｎ＠①等人死讯后那样动感情的诗篇，而只是一篇礼节性的《哭严仆射归榇》？要知道，杜甫哭悼苏源明、郑虔、高适、房ｇｕǎｎ＠①的诗篇都是作于他辞幕前后一段不长时间内的。相应地，有些诗篇，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

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ｇｕǎｎ＠①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ｇｕǎｎ＠①出为管内刺史，ｇｕǎｎ＠①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ｇｕǎｎ＠①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