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
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 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 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 ，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 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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