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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取得。1929年至1934年平均约每年约1000人，其间总共有3174名留欧学生和1089名留美学生（教育部统计司，1936： 284）。留日学生的人数则来自实藤惠秀的 研究 (引于Huang, 1972: 37, 41)
2 1924年，分别有300000名和260000名学生在基督教会学校和天主教会学校注册就读（熊明安, 1983: 402）。江泽民1998年访美期间的偶一显露的 英文 也来自于他在教会学校所受的教育。
3 这个总数来自《神州月报》（1997：6/19）。1991和1992年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59% （孔凡军等编，1994：174）。
4 我在 英语 写作中更倾向使用“overseas Chinese”这一术语以对应于“华侨”，而不用“diasporic Chinese”。后者的构词法不适当地对应于有着长期被迫害历史的犹太民族。
5 刘汉标 和张兴汉 得出的数据是1645000人 (1994: 405)。
6 Prasenjit Duara 已经批判地反思了 现代 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历史学家和历史。近期的论文，参见Duara （1998）。
7 王宠惠历任最高法院法官、司法部长和司法院院长（Boorman, 1967-1979: 3/376b-378b）。他通晓数门语言外语，曾将1900年德国民法典译为英文。该译本出版于1907年，被奉为德国民法典的标准英译本。
8 我估计，迄1930年代，每年每200户家庭中至少有一人涉及新式法庭诉讼。那么，在二十年中——这大约相当于村庄调查所反映出的有效记忆期，每10户家庭就有1人涉讼，足以使现代法庭体系司法系统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和意识。这不仅包括城市人口，乡村亦是如此（Huang, 1996, 178-81）。在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后期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时期，诉讼率下降。然而，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现代式的法庭（其模式可以直接上溯到中华民国时期）的诉讼率超过了1930年代。例如，1990年代，每年每50户家庭中就有1人涉及新式法庭诉讼（Huang, 1996: 180; 这个数据是按照2百万件诉讼案件或4百万个诉讼当事人，及12亿人口或2亿户家庭推算出的）。西方式的 法律 和法庭再次成为几乎 影响 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
9 包括香港的李嘉诚和Gordon Wu，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Kuok兄弟，印度尼西亚的Riadys（因其以外国人的不合法身份捐赠予民主党竞选经费，而在美国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及泰国的Chearavanonts (Lever-Tracy, Ip, and Tracy, 1996)。
10 确切的数字难以取得。这里是根据费正清的估算（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1965：342）。
11 卢汉超 指出：透过“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不能简单地以“西化的”和“传统的”这种旧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待二十世纪的上海（Lu 1999）。
12 这些目标至少是James Hevia最近的著作中号称要达到的（Hevia，1995）。参看Joseph Esherick对这本书的证据基础的批评（Esherick，1998）。
13 在美国学者中，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是William Rowe （1984，1989，1990）。它的影响在许多其它地域的学者中也不罕见。
14 Esherick（1972）对此有代表性的的讨论，见于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与Andrew Nathan（1972）的对立论点同时发表。
15 Barlow（1993）是这种新的激进的文化研究阵营的代表人物（Barlow，1993）。
16 Arif Dirlik（1996）有力地指出，“东方主义”不只是“西方式的”东方主义者的创造，受东方主义建构影响的本土知识分子也可能采取这一立场。
17 见Woodside（1998）的析述。
18 何炳棣（1998）的文章有力地证明，正是多种族性和文化多重性构成了“汉化”和中华文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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