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d和Geertz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在拒斥现代主义的西方及其“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不经意地强化了过去的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诚然，这种拒斥源自一种值得赞赏的对帝国主义及其西方中心论以及自以为是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是，它仍然是基于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立场。它既然完全拒斥了现代主义的西方，也就将非西方世界置于除了前现代时期本土文化之外没有其它选择的境地。
结果是这些研究与现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疏离。后者大都急迫地要求自己的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能够得到在他们看来是属于现代文明普遍馈赠的东西，比如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生存压力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更好的医疗服务、更高的婴儿存活率、更长的人均寿命，或者只是为了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而要求的强大的军备。在他们看来，拒斥现代主义而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现代文明的馈赠的Geertz其实只不过是沉迷在对土著传统中离奇古怪事物的细枝末节式的津津乐道之中。17
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的历史例证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来理解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接。在个体生活经验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国家和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层面上，双重文化的影响通常能够非常容易地像两种语言那样共存。不存在必然的支配-从属的关系。各种意识形态可能会要求在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的与西方的、自治与支配或者本土化与西化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在生活经验中人们对此并不一定理会。
和背负着各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家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自己的“中国性”相当自信：中国人认为适合融入他们生活的东西就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语言一样，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抽象事物，而是中国人在一定时期享有和使用的东西。18在这一层面上，“西方”和中国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一个人可以既是现代人又是中国人。
文化双重性这个概念促使我们承认并正视现代非西方社会中双重文化的影响的事实。如此看待西方文化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使我们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而把它视为一种结果未定的历史进程来理解。在当今的后帝国主义 时代 ，文化的影响力并不与 政治 -军事支配联系在一起，也不会被后者转化为政治 问题 ，因此更加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双重性共存的一面而不是冲突的一面。
文化互动中的支配从属关系？
在这里，让我们来更细致地审视一下如下假定：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最终只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这种假定有两个根源。一个源自各个国家的政治史视角：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支配（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个源自Clifford Geertz这类研究小型土著社会的人类学理论家的视角：西方和民族现代国家的入侵，伴随着 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前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解体（至少是局部的解体）。
然而这些视角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呢？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帝国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支配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即使在毛泽东的建构中，西方的入侵也只是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不是殖民地。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国家史不同于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需要分别考虑中国文化与作为政治性实体的中国国家。就晚清国家虚弱的海防以及它与现代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来谈支配-从属关系，是讲得通的，但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吗？
国家和民主这类现代西方概念的确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随着帝制政权的瓦解，“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比如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分崩离析，但是，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文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乃至全然崩溃吗？
语言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体系中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清楚地知道，汉语和中文的生命力要比帝制政权及其儒家意识形态顽强得多。中国的儿童继续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中国的成年人继续本能地、习惯性地使用它，连同它全部的意义之网。现代汉语比起古典汉语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据此就大谈汉语对 英语 的“从属性”岂不是很荒谬？
事实上，在近现代时期，外国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汉语的生命力部分是显示于它对音素外来词的抵抗力。譬如，“民主” 和 “ 科学 ”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曾经短暂地以音素外来词的形式出现，即“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但很快它们就被汉语中既有的词汇和意义所取代（尽管是经由现代日语）。正如前文谈到的那样，新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是对外国术语和概念力求工整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中国文化的印记，比如“自由”之于“freedom”。
谈到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明确，有关支配和从属关系的概念仅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前文提到过，在英-汉双语者那里，两种语言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叠加，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混合，或者一种化学意义上的复合，而不是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汉语本身的内涵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在英语这种当今世界最具“霸权”的语言面前失去自我。
可能会有读者反驳说，汉语在这方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可以再以日本为例。尽管它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的术语和概念，包括音素外来词，尽管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占领，并接受一套外来的全新的政治体制，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的语言-文化依然继续保持着独特性和完整性。甚至在印度和香港这样的殖民社会，英语不仅是殖民者的语言，也成为本土精英社会的正式语言，但本土的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瓦解，依然保留了绝大部分本来的思维方式和内涵。印度的例子还进一步表明了英语这样的殖民者语言如何被转化为印度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媒介（Chatterjee，1993）。
实际来说，历史上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体系并不是象政府和国家那样运作。它们不会随着海防的溃败和京城的陷落而瓦解。事实上，它们在一个民族日常的使用和生活经验中继续存活着并且不断地再生。只要父母们继续用本来的语言教养自己的孩子，只要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继续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们就还有生命力。甚至当一门外来语言对本土文化的“渗透”达到了语言-文化双重性的程度，也不会导致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或者某种支配关系，而是结局未定，充满各种创造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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