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双重性与赛义德（Edward Said）和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学术理论的近期发展诸趋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克服西方中心式的现代主义自以为是的狭隘立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仅仅强化了西方与非西方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Edward Said（1978）的分析有助于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东方主义”话语是这种现象的核心。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方主义”的理论建构把中东的国家和社会视为“他者（the other）”（这种建构同样适用于中国），因而预设了甚至有助于合理化帝国主义的扩张。Said与别的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将关注的中心从政治军事帝国主义转向了“文化帝国主义”（Said，1978）。
与此同时，Clifford Geertz所提倡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述”则动摇了欧洲中心式的实证主义立场。Geertz认为，现代世界过分相信理想化的现代科学。而对其它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与之相对的文化建构和知识是怎样一幅图景。Geertz主张，我们必须致力于“[厚]/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这并不意味着对事实的密集叙述，而是指一种“阐释性的人类学”，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本土解释、它们自身的概念结构以及与我们的解释的差异。同样，对Geertz所说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也不能望文生义，它不是单纯地指关于某一地方的一般知识，而是指人类学家为了让我们摆脱自身的西方现代主义前见，而对本土含义所作的解释性澄清（Geertz，1973，1978；Anderson，1995）。
在Said和Geertz这类理论家的影响下，中国研究的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对现代主义前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成为对以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的激进批判运动的组成部分。新的研究不再假定中国为西方的从属，转而采取相对主义的姿态：中国和西方同样重要。这些研究不再试图将各种具有前见色彩的普遍原则强加于中国——因为它们毕竟只是西方的建构，而是解释性地将中国本土的含义忠实地转译给我们，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文化。12
然而，这些新的理论趋向还未能超越过去的研究中基本的非此即彼二元话语结构。诚然，新的文化主义研究不再奉西方为典范，也不再视非西方为从属性的“他者”；而是强调平等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但是，这种强调本身即暗含着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它也造成了一种倒置，转而赋予非西方以超越西方的“特权”。Said认为（1978），我们必须对西方中心式的东方主义研究和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进行反思性批判，用一种站在受害社会立场的话语来取代之。Geertz则主张（1973，1978）用本土“意义之网”的“深度描述”和“地方性知识”来取代西方/现代主义中心论（以及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基于西方现代主义前见的社会科学话语。对他们二位来说，选择仍然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作出的。
Geertz式的研究尤其对近现代史缺乏关注。既然它的目的是通过探索不同的文化建构来为现代西方自以为是的理论假定提供一面批评性的镜子，它的研究重点自然就选择了与西方接触前的而不是接触后的非西方。它的假定是，在现代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下，非西方最终只可能完全受其支配。非西方社会甚至可能完全采纳现代主义的假定和现代西方话语。然而一旦如此，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再为现代主义者眼里的西方文化提供一种清晰的、批判性的观照。因此，Geertz本人几乎闭口不谈本土文化在西方的影响下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变化。他只是简单地假定它们必然的从属性。
正如他们所批评的前辈现代主义（包括马克思和韦伯理论中所显示的现代主义）学者， Said和Geertz最终把我们置于一个现代/本土、（文化）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相对峙的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之中。对现代西方文明及其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反帝国主义者别无选择地必须抗拒。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之中，只可能存在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从属；不可能有文化双重性或文化二元性所体现的平等共存。
对近 现代 中国 研究 的启发
在过去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学术 理论 和意识形态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的 影响 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连那些自觉地反对东方主义建构的学者都经常不经意地采用了它。因此，美国一代学者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现代化（也就是未能更像西方一些）的研究导致了另一代学者反过来强调中国其实很像西方：中国的城市不仅是行政中心，并且像西方的城市那样从事商品化生产；中国也有“近现代萌芽”时期；中西的差异不在于性质而在于时间——中国充其量只是滞后了一个世纪。13
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激进批判也强化了这种二元话语结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 社会 历史 学家领导了当时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运动。14他们的智识源泉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人在评价前现代时期农民社会时也吸收了“实体主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激进的文化史学家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从物资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他们的智识源泉是Said的“东方主义”、Geertz的“地方性知识”，对某些人来说，还包括“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subalternism)作品。15自始至终，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对立依然鲜明。
中国学者受这种二元话语结构的影响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为了反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毛泽东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中国的 发展 本来并不迟滞，而是像西方那样朝着资本主义迈进，是西方帝国主义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历史进程。中国学者从此投入大量的精力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16
关于中国的近现代时期，这些学者强调帝国主义和“半殖民主义”下的现代西方对中国的压迫。因此，中国的革命不仅要摆脱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且要摆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形成的半殖民主义的枷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回到应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也才能维护自身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
这些建构都不允许把双重文化影响视作互动性的、结局未定的、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过程。文化双重性更加没有容身之地：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它只能意味着压迫，不可能平等共存；近现代中国要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要么是西方奴役下的中国，不可能存在同时容纳中西文化的第三种选择；回归之后的香港依然像一个私生子那样背负着巨大的耻辱——它是可恨的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十分融入中国和中国社会的主流，它更缺乏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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