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 经济 领域的名人当中也不乏双重文化人。例如，曾经在圣约翰教会大学就读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纺织业“巨龙”唐星海；还有同样也是毕业于圣约翰的荣毅仁，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继承了“面粉大王”荣德生的产业，九十年代再度崛起（《アジア历史事典》，1959-1962： 9/267b；海啸，1994；《中国人名大辞典》，1994：519-20）。这一批人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和 工业 化的 发展 起了先锋作用。
最后，双重文化人也多见于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智识活动领域。蔡元培两度留学德国（此前他已在旧科举制度下获得进士功名，时年23岁），1916年至1922年间担任教育部长兼北京大学校长（《アジス历史事典》，1959-1962： 4/6b-7a）。在他的努力下，众多留学生荟集北大：留学过日本的陈独秀担任教务长；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任 哲学 教授；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人物大词典》，1991：253-54）。当然还有鲁迅，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当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一些杰出的个人身上，而且体现在一个长期的根本的变化过程之中。在思想领域，“五四”运动力倡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的整整一代人及其后继者们。在法律领域，支配着法庭诉讼的现代法典起初完全翻版于德国（经由日本），在逐步适应中国现实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十足的双重文化版本。8在教育领域，制度设计的蓝图几乎完全是西方式的（其中有很多也是经由日本介绍到中国），当它融入中国的社会背景之后，所形成的学校和大学体制说到底也是双重文化式的。
经过1949年革命，一度处于中国历史中心舞台的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自然被排挤于历史主流之外，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国外受过大学教育和在受西方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诸如英语、英语文学和法学等学科）工作的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是，对学校和司法机关（以及医疗卫生、艺术和其它领域）中的“资产阶级的流毒”的猛烈抨击却恰恰证明了西方文化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尽管“文化大革命”包含着强烈的文化本土主义，它最终诉诸的意识形态权威却并非根植于本土，而是西方的卡尔•马克思。
随着改革开放，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又迅速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许多受过西式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重新获得了权力和地位。
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双重文化人的作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首先是海外的华人 企业 家，他们大都完全或者部分地从香港介入中国大陆的经济，有一些人的先辈是居留在海外的双重文化背景的资本家。这些富有的双重文化人被一些学者称为“流亡资本家”（diasporic capitalists，这个称呼容易造成误解，并不恰当），但他们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布斯》（Forbes）杂志（《财富》）1994年评出的35位海外华人十亿万富翁（全球共350位十亿万富翁）中的大多数近些年都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9一方面他们的家族企业带来了技术和市场秘诀，另一方面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廉价且易于管理的劳动力，以及原材料和优惠的投资条件。
除了那些顶级大企业家，到中国投资的海外双重文化人更多的是中小型的企业家，他们投资规模较小，但同样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结合起来加以充分的利用。他们和那些更引人注目的企业大亨一起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核心部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部分企业连同乡镇企业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十分醒目的发展的道路。
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立法传统再度重现，法院制度复兴，新近颁布的法典不少取法西方。在教育方面，西方教学模式重新获得主导地位，英语再度成为最重要的外语。在智识领域，“五四”运动提倡的全盘西化也再次成为一种主要的思潮。
近现代世界中双重文化的影响
在上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文化双重性”这个概念主要限定为英语和汉语文化在个人身上的充分共存，举出的最典型例子是体现在双语者或准双语者身上的语言双重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语言双重性所要求的两种语言表达之间对等和聚合的程度，而只关注双重文化影响的共存，那么我们正在讨论的显然是一个比我所限定的要大得多广泛得多现象。
对非西方世界“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尽管有着多种路径，但西方的入侵无疑是一个基本的考虑因素，也是历史研究中界定“近现代时期”的最常用的标志（因此通常认为中国的“近代”始于鸦片战争）。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存最初是因为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扩张。随着帝国主义的终结，这种共存则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西方文化借助各种新的媒介持续剧烈扩张的结果。
事实上，对于整体意义上的非西方世界而言，西方文化不断增强的在场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西方文化与“本土传统”的共同在场可以说是“近现代”时期所面临的基本现实之一，也构成了大多数近现代非西方民族的基本生存现实。西方资本主义五个世纪的扩张几乎将西方文化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存不仅已经发生了，而且使文化多元成为近现代史上真正巨大的趋势之一。
当然，在近现代中国，受双重文化影响的人数远不止上面讨论过的各种双重文化人群体。在留学生、教会学校毕业生和海外华人这些双重文化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国人经历过双重文化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超过了300000人，10主要分布在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大约90个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和他们联系密切的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新变化，西方文化不仅在中国复苏，而且得到飞跃的发展和传播。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雇佣、参与和协作等关系被吸引到外资企业和中外合办企业。精通英语和英语文化的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象1949年以前的一些城市那样，中国的主要城市再度全面接触外国的影响。
我并不认为，双重文化的影响最终必然导致双语形态的文化双重性，中国不会所有的地方都象香港那样，出现两种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几乎平分秋色的方式共存的局面。我想表明的是，我们需要采取一种能够描述文化双重性的总体特征的的视角，来思考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在近现代非西方世界里的共存现象。当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诸意识形态命令我们只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法进行思考的时候，还应该看到，文化本身并不接受这样的命令，因为其生命力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生活经验之中。11正如大多数双重文化人和双语者在大多数时间里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共存能够应付自如，受到不同程度双重文化影响的民族大多数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迅速地适应两种文化。诸如“半殖民地”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之类的概念在文化领域里预设了一种“中国”与“西方”相互排斥的敌对立场，属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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