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觉意识当然会导致由于相互冲突的观念和不同的归属感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但同样也会导致创造的冲动，比如说，从两种要素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复合体。一个双语者有可能完全意识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含义和细微差别，并有可能从两者中造出新的概念和复合词。一个现存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双重文化背景的国民党立法者试图将西方 法律 和中国传统法律——他们视前者本质上为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基本上是家族主义的——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部他们认为是“社会”本位的中国近现代新法律。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0-1931:xx）。
这些不同的模式——共存、物理意义上的混合以及化学意义上的复合——很明显地呈现在翻译过程之中。诚然，翻译活动有时候只需将一种语言中具体的物体和简单的观念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但当涉及到一种文化中独特的观念时，也常常需要在另一种语言中发掘新的词汇或方法加以表达（比如，汉语中用来表达“private entrance /私人通道”这个概念的词）。有时候甚至还需要创造出新的概念来把握和涵盖两种语言中的异同（典型的例子是“民主”一词在汉语和英语中的异同）。
双语者和双重文化人有别于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背景的人之处在于：他们有一种潜在的能力进入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在两者之间进行解释，甚至进而成为两者的超然的观察者，在两者的交融中创造出新的复合词。
下面对主要的汉-英双语者群体作一个概览，包括美国的中国 研究 学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华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移居美国的中国华人学者和中国“留学生”。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别固然很大，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具备文化双重性。事实上，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正好有助于凸现民族国家性和文化性之间存在的各种紧张关系。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与近现代中国的双重文化人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几乎注定就是双重文化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多年浸淫于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他们的职业就是从事双向文化解释。因此毫不奇怪，美国本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包括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训练的美国国民，也吸纳了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中国国民或前中国国民。撇开民族国家角度不谈，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成为更大的文化双重性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则是更大的双重文化群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所有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都吸收了从中国移居来的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以前在美国受过高等 教育 的“留学生”, 例如萧公权、杨联升、何炳棣。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都是这批移居的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培养出来的。
1949年以前，留学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风潮至少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派出学生（利用庚子赔款）到西方国家 学习 。最多的时候一年派出将近1000人，大约四分之一去美国，其余的去欧洲。（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西方的主要“阐释者”，因此留学日本开始的时间更早，人数更多。在两个高峰年，1905和1935年，分别达到8000人和6000人之多。）1当然，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攻读的是理工方面的专科，只有极小部分从事中国研究。但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一个具有文化双重性的群体。一般情况下，这些留学生运用英语（或其它欧洲语言）和汉语一样自如或近乎自如，而且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不弱于中国文化。
这些留学生应该与许多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一齐来理解。这类教会学校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超过50万的学生在双语课程或以英语为主的课程下注册上课。2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与西方文化的关联程度较之与中国文化甚至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留学生都出自这个行列。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数量上大大超过留学生，即使声望可能有所不及。
在美国本土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当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批留学生之后又出现了年轻一代的中国华人学者，他们大都来自 台湾 和香港。其中许多人是以前的留学生的后代或其他双重文化人的后代。他们可以看作民国期间的趋势的延续，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迁移到中国国土之外的趋势。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400多位中国学学者中，华裔（无论是否加入了美国国籍）可能占三分之一（Lindbeck,1971：55）。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又有几批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加入美国的中国研究。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项目中攻读并就业，人数在九十年代不断增加。这些八、九十年代的新留学生是中国和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留学浪潮的一部分。1991年和1992年，仅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就有39600人，人数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那一波。到了1997年，估计有270000中国大陆学生留学海外，可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在美国。总体而言，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其余都留在海外。3和以前一样，他们的专业领域主要是 自然 科学 和工程学，只有极小一部分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但是普遍而言，他们都具有文化双重性。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留学生外，还有一个群体可称为“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孩子”。这是美国与台湾、香港（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后来与中国本身的商务和其它联系扩展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当中有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太平洋不同的两岸居住的时间几乎相等。他们同时受到中文武侠小说和英语警匪电视剧的潜移默化，他们先出现于大学关于中国的课程中，有的继而进入有关中国研究的研究院课程。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之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当然，这批人也只是正在不断扩大的双语者社会-文化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
最后，还有一个主要由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组成的华裔群体加入到中国研究的领域，以及它所要求的进一步的语言学习。他们是近年来从本科教育中“文化多元主义课程（multiculturalism）”（以下还要论及这一点）的影响中冒出来的研究生。
这些华裔美国人当然也是广大“华侨”4移民浪潮的一部分。这个浪潮始于十九世纪，当时恰逢导致十九世纪中期民众运动（太平天国）的人口压力和国家动荡。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估计有3000万华裔（人种意义上的）生活在海外，香港、澳门和台湾不包括在内。其中，在美国的人数超过了150万。5一般说来，第一代乃至第二代海外华人都有很强的双重文化背景，到了第三、四代则弱得多。不过近些年来教育上的文化多元主义使越来越多的第三、四代美籍华人选修有关中国的课程，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进入了中国研究的研究院课程以及长期的汉语学习；更多人则通过到中国旅行以及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等渠道不同程度地成为双重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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