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王国维当年曾经讥讽过只知国学而不知西学的“一孔之陋儒”,并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15]。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16]。但王国维并非尽弃中学而盲从西学者,而是以我为主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年兴者”(《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的论述,虽是事过境迁,但至今看来,仍然不失其睿智洞见与指导意义。中学西学,密不可分,如果加以互相勘照,互相借鉴,自当会有更多的发明与创见;但援引西学绝非生搬硬套西学,简单的套用与单一的比附,只会贻笑大方。“橘逾淮而枳”,即是明证。援引西学以为我所用之前,必须做具体的可行性上的检讨与验证[17]。王国维注重与西人学术的“暗合”,陈寅恪注重“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也许正因为如此,吴宓将陈寅恪的文化观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化本位论)[18]。就中国思想史而言,玄奘的忠实输入唯实学,就是一个典型,“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根据陈寅恪的看法,“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9]。就此而言,任何“削足适履”和“削履适足”都不可取[20]。亦即,在建构中华文化时,既要有“放眼看世界”的文化气魄,也要有中华文化必将振复的文化自信。
五、政府的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
顾炎武当年非常睿智地区分了“国”与“天下”,所谓“亡国”乃“易姓改号”(如王朝更替),而“亡天下”则直接关涉到文化命脉,“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他高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进而言之,文化兴亡,非但匹夫有责,国家也有责焉。质而言之,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亦需要国家的“积极引导”,这是国家与政府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
就这一层面而言,法国政府的应战战略不无借鉴意义。比如电影产业,在好莱坞的全球攻略背景下,法国电影数十年屹立不倒,法国电影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生产水准,本国电影票房一直稳定在市场份额的30%以上。法国的电影产业政策,其最重要的一环是以财政收入来支持电影 艺术 创作。据统计,90年代以来,法国的电影扶持资金总额一直保持在每年12亿—17亿法郎之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外国投资人投资法国电影的积极性, 目前 法国电影的集资渠道已形成了本土制作人投资、电视台投资、外国投资等三条渠道。由于法国实行了积极引导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为法国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上的支持,使得法国电影在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竞争力,保证了电影的稳定生产,法国电影民族产业不仅没有被吞食,而且始终保持了元气[21]。更何况,就本质而言,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其实还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直接来自法国文化。因此,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抗还仅仅“资本主义文化”范围内的对抗。而中国文化与美国则不然,二者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其冲突与对抗势必更为激烈而猛烈,所遭遇的问题也势必更为。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信心百倍地面对“全球化”;国家与政府也有信心、有能力、积极地引导我们中国人直面“全球化”。如此而为,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展望:和合与图强
关于“全球化”的展望,中外论说者甚伙。我仅在此强调一点:就“文化”一端而言,未来“全球化”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
身处春秋时期的孔子,曾经精辟地区分过“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朱熹《四书集注》)。孔子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伦 理学 的层面,而同时期史伯的区分则主要集中在 哲学 的层面,“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显然,所谓“和”并不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而“同”则反之。因此,未来“全球化”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
具体而言,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产业,虽然他们还不是非常成熟,但他们无疑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群一直到每个个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个性,所以融入“全球化”并不等于失却自我、失却自己的身份和独特性,反而会让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爱惜自己的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和消化,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那种纯粹的文化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那样就不会有变化和受到冲击的危险了。半坡村的“半坡文化”很纯粹,埃及的卡纳克神殿,它的金字塔文化、木乃伊文化和圣殿文化很纯粹,但是古埃及人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所有活的文化都是充分利用开放和杂交的优势,在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当中发展,所以王蒙认为“纯洁性的提法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提法”[22]。
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这毫无疑问应当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当务之急),恐怕应当是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壮大精品文化产业(行话叫“做大”、“做强”)。比如,当今国际业已有五大唱片公司,它们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规模宏大;而我国虽然有290多家音像公司,但它们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注册资金都只在40亿元人民币,整个产业规模偏小,加起来还不如国际五大唱片公司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这五大唱片公司全部进来,我们自己的唱片业肯定没有生存余地。因此,奋发图强,发扬壮大的神圣使命,又严峻地摆在国人的面前。当然,“做大”、“做强”并不是通过单一的并购以达到简单的外形膨胀,因为“简单的外形膨胀”最终还只是“纸老虎”一个,最终未必能经受得住人家的冲击。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