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二、中国文化的界说：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特有的人文关怀

文化（culture），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的一个标志，别离了文化，其实人类无处附丽；所以，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也是“人”特有的存在样式。

某一“民族文化”区别于另一“民族文化”的标志，就在于其作为核心部分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念。任何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显示出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方式。虽然说某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其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作为某一“民族文化”核心部分的基本的永恒的价值观念，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identity）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所谓文化“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形象地说就是不知道或不清楚“我是谁”。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色及特质，前贤大德、时下才俊多有评说，本处仅择其大义与要旨而言。（1）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人文色彩，这恐怕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钱穆说，“中国文化，简言之，乃以人文为中心。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⑤]，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有生命性之文化”[⑥]。（2）作为颇具人文色彩的中国文化，其最为注重者恐莫过于道德精神。钱穆说：“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特重于道德之文化，亦可谓道德精神，乃中国文化精神中一主要特点。”[⑦]在《中国历史精神》的演讲中，他又再次申述此旨，“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之道德的精神”。这在儒学上表现得最明显，钱穆用了一个“善”字来概括[⑧]。（3）中国文化又颇重伦理纲常。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⑨]。（4）就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融摄性和包容性。中国文化之融摄和包容外来文化，主要有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至于中国文化的其他特质，在此不再赘述。

三、历史的借鉴：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

中国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其实不乏现实借鉴意义。与中国文化相关涉的外来文化，主要有两大宗，一是汉魏以降的佛教，二是明清以降的西学。前一项业已告一段落，而后一项则仍在进行之中。

相对于汉朝以前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而言，佛教其实是一种非常“异质”的文化，所以佛教之东渐中土，堪称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先是有所谓“格义”之学，之后又有“沙门不敬王者论”，再后来才稍微顺畅，并最终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教之进入中国文化，应该说还是颇为成功，究其因缘，陈寅恪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⑩]。进而言之，与当时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坚定的自信心有关，我自巍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

明清以降的西学，直至1840年以前几乎没有成就多少气候；但随着1840年西方“坚船利炮”的滚滚而来，国门为之洞开，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文化似乎岌岌可危。陈寅恪明言，“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确实可以算得上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11]。

与前一次佛教入渐中土相比，这次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不再是积极的主动的自信的“纳入”，而是消极的被动的自卑的“ 学习 ”。先是有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物质层面），再有康、梁的“戊戌变法”（制度层面），后来则演变为“全盘西化”（文化层面），反文化反传统思潮甚嚣尘上。如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陈独秀是全盘否定传统的干将，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诚如闻一多所言，“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 现代 英国诗人·序》）。他们似乎“预设”（presuppose）了一个前提，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肯定西化，似乎就可以融入“世界化”的潮流；而目下有些人，再顺杆而上，进而认为，如此就可融入“全球化”的潮流。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是由于文化共同体面临的现实危机。但其危害甚深，因为全盘弃绝传统，不仅意味着连根拔除人所特有的人文理念，而且还意味着否定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否定历史经验的参照意义；全面拒绝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将摧毁文化的价值理念，也为向怀疑否定 科学 理性的功能的非理性主义暗转埋下了伏笔。近代的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肯定西化一论，怪诞而嚣张、离奇而肤浅，殊不足取。

中国文化在近代确实是“生病”了，需要救治，需要复兴，“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12]。当然，保有传统、发扬传统，并不是说要拒斥西方、拒绝“全球化”。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钱穆就说过：“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得，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3]文化 发展 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那种纯粹的文化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那样就不会有变化和受到冲击的危险了[14]。此论不可谓不精当。

四、心态的调整：稳健应对，从容裕如

两相对照，就可以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前后两次面对外来文化，但前后两次的心态却截然相反。汉唐之时的无比自信，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得支离破碎；汉唐之时的宽广胸襟，已经被“欧风美雨”吹得荡然无存。对于国人前后截然相反的心态，鲁迅有过精彩的评说。而心态背后隐藏的东西，无疑就是国力与国运。其实，我们在直面如今的“全球化”时，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大可坦然面对；但前提是国力的提升与国运的昌盛。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