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内容 提要：本文认为，所谓“全球化”，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它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它所包举的范围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市场 经济 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则是“全球化” 时代 最为重要的标志；笔者认为，“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环视宇内，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中国 文化亦然。中国文化如何直面“全球化”，本文提出了三点“对策”：（1）借鉴 历史 ，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业已积淀了丰富的经验；（2）调整心态，稳健应对，从容裕如；（3）政府发挥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最后，笔者指出，未来“全球化”局面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文化  界说  探讨  展望

公元2001年12月11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WTO成员。随即，WTO成为中国人切切关心的一个话题，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作为一名中国人， 自然 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话题，笔者向来颇为关心。因此，我仅在略陈几点浅见，算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参与或介入。

界说：全球化种种

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其根本而言，是一个既具有时间概念、同时又具有空间概念的术语（ 英文 和汉文都反映了这两个层面的意思）。

关于“全球化”出现的时间，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议。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三说。第一说认为，早在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我认为，此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诚如马克思所言，哥伦布之“发现”美洲，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之一即是使人类的历史由“地区（区域）史”走向“世界史”；但当 时尚 不具备“全球化”的规模和效果。第二说将“全球化”的时间界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的纷纷出台。该说具有极大的 参考 价值，所界定的时间也堪称慧眼独具，但其时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套用李慎之的话说，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①]。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致辞中只用了“全球性”一词，“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三说直指九十年代末期，同时在参照系中置入了中国。九十年代末期的全球化，上承九十年代初、下启本世纪初，业已具备成熟的规模和特定的效果。因此，该说最为可取，最具可操作性，也最为贴近中国国情；并且在拙文的“话语体系”中，也最具可行性。故而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一项界说。

就“全球化”的外延而言，它所包举的范围相当广袤，几乎是全方位的，举凡 政治 、经济、文化……，都是其涵摄的范围。当然，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但还有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 问题 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等等（甚至垃圾的处理也成了全球性的问题）[②]。拿WTO来说，它虽然主要是贸易层面的，但它也涉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个方面。王蒙敏锐地指出，“外国的东西，虽然你看着非常技术性，但往往和他们整个的文化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关系”[③]。可以这样说，加入WTO虽然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全球化的 影响 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二项界说。

对于与“全球化”相关的另外一个词语“全球主义”，也有必要在此略做区分。所谓“全球化”，其实并不应当拒斥国家的民族性、经济的多元性和文化的个性（后文有论述）；但与之相反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后者是把前者单一化（例如只强调全球化的经济面向）、意识形态化（例如只讲全球化的“好处”），而掩盖全球化过程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跨国大资本和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把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变得更边缘化，区域化，其实是如何把他们排除出去。而我所理解、所展望的“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详见后文）。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三项界说。

探讨：反思与应对

一、汹涌的潮流：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无须否认，“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④]。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全球化”业已来临，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虽然说常常是指经济（产品、资本）的全球化，另外再加上信息和技术的全球化。诚如前文所言，这并非“全球化”的全部内涵和外延；随着产品、技术、资本、信息等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化，它们也带来了新的时尚、风气、品位，新的生话方式。这些新的生话方式，不但会与“后发 社会 ”和“边缘社会”的部分群体（特别是其中拒绝“接轨”的群体）发中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区域文化”（如中国文化，法国文化，英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冲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此论旨推向极至。降而言之，即使是像可日可乐、麦当劳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固然是源于美国本土，代表了“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和快餐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它们己经不能简单地“还原”（revert）为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了跨国资本的利益。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出现了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利益相关的群体，其管理者和经营者，实际上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而不只是从前意义上的买办。

就本文论旨而言，“全球化”的面向或层面包含了全新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虽然“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经济”。面对汹涌而至的“全球化”，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中国文化，其实也是无处遁逃——中国文化，必须直面“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