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的论述语式忽略了殖民或半殖民地发生的内部条件，尤其是通过"殖民"的表述把"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某个局部的影响夸大成了一种普遍的模式。（8）所以，当我们选择"东方主义"或"后殖民话语"作为中国研究的 参考 范式时，其成败关键乃是在于我们是否能明晰，那些表面上需要运用东－西方对立的压迫与反压迫模式处理的问题，是否能够成功转化为可以在区域语境下处理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后现代"思潮的表述恰恰相反，他们过多模仿"后殖民"论述中高度关注与批判第一与第三世界不平等的压迫关系，以及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形象的压迫性塑造。通过一种貌似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化"姿态，轻易化解了对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批评性审视。
中国文学界的"后现代"论者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唤醒被西方压抑的"潜历史"记忆，并使之释放出来。有学者认为，所谓"潜历史"的表述过于模糊，应可定义为后殖民理论常说的"被压抑的历史"。（9）这种"被压抑的历史"在三种情况下受制于西方，一是西方对中国人过去的或现今的经验生活世界的某种看法和知识；二是西方对中国过去或现今的文化、社会、政治等诸方面所作的某些叙述、概括和评价；三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演进和变化 规律 所作的某种概括和 总结 ，从中辨认出某种轮廓轨迹、发展方向、本质特征等等。三种叙述中的第一种是基于偏见；第二种是跨文化理解的问题；第三种是权力与知识共谋支配下达成的普遍主义支配原理，而中国的"后现代"批评主要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进行，没有涉入到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些层次，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社会发展观的反思也刻意进行了回避。（10）
这里面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所谓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仅仅在玄渺虚空的文学情景中被想象式地加以描述，并以此作为对抗西方的抽象批判资源？因为这样的"后现代"批评容易造成一种幻象，仿佛中国式的"历史记忆"由于时时笼罩在西方的霸权语境中而被压抑着，而且这种霸权体系已成为某种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这种假设往往使得"后现代"论者没有兴趣也无暇深入挖掘中国本土民众"历史记忆"的实际存在状态和呈现其中的内容，真正的民众记忆反而作为一种背景虚化在了与西方对抗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学化想象之中。
所以对民众记忆真正潜在历史的释放，并不在于仅仅把它置于东－西（或第一∕第三）这样的二元对立状态下加以解读，而是应更好地理解西方理论作为背景资源如何通过转化成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现代制度宰制方式，从而成功抑制了民众记忆的表达渠道的。民间底层记忆的恢复或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与西方对抗的程度和形式，而更多取决于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界定其与政治意识形态表述和塑造的差异感。如果不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层面上来把握这层关系，那么中国"后学"就会把自身论述的格局始终限制在东西二元对立的典型现代性表述的窠臼之内。
我以为，中国"后现代"表述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如何把复杂多样的"历史记忆"与"民族主义"的表述方式区别开来。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学"叙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现代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言说来制造出流行效果的。在他们的印象里，既然中国的底层记忆是直接在西方霸权的格局下被压抑着，那么，也只有在民族对抗的层面上来理解这种底层记忆如何作为潜历史被释放出来似乎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国内的任何底层记忆只有在民族主义思想和意识的表达框架下才会具有其合法与合理性。"民族意识"与"底层意识"就这样悄悄被置换成了同义辞，并被不加区别地交替使用着。而在实际上，"民族意识"不但不与"底层意识"相一致，而且有可能恰恰处于截然相反的对立状态。
首先，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态势，但在非西方国家却几乎毫无例外地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强化又恰是现代性涉及的核心命题。而"底层记忆"则是传统自然延绵塑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的"底层记忆"不但不应和"民族意识"混为一谈，而且可能恰恰是"民族意识"压抑和清剿的对象，因为它的内核常常呈弥散状态，并不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所收编。我们不能在共时的涵义上以故意抹平这两者的差别为代价，以谋求自欺式的理解。因此，局囿于"民族主义"氛围制约下的所谓"后现代"阐释要想真正具有有效的批判能力，就必须厘清自身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至少要搞清自己是单纯基于现代国家形态制约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简单宣泄，还是首先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
其次，"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密不可分的共生与共谋的关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属于上层精英"文化"有意制造的结果。因此，"文化"与"国家"的融合极易使"文化讨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而这种表述恰恰是近代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后果。盖尔纳就说过，只有当"文化"的边界与"国家"相重合，即变成现代国家支配的一种形态时，"民族主义"就由此产生了，因为在此之前，"文化"呈现出的多元丰富和差异万端的状态完全可与政治的疆界不相重合，而一旦共享文化的人企图与政治相结合，政治组织决定把自己的疆界扩展到自身文化单位的边界，用权力的庇护方式来界定和推行自身的文化时，"民族主义"就会渗透其中，文化就会越过民间宗族、宗教和组织的形式变成了规范意识形态的表达。（1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后现代"论者往往无法区别"民族意识"与"底层记忆"的根本差别。"民族意识"本身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就是某种政治意识与理论阐述的体现与传达，这与民间"底层记忆"与政治表述之间的差异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底层记忆"如果要上升为"民族意识"，必须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训导与收编，以符合一定的规范和尺度。而且这种收编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外来势力入侵加剧的历史时代有关，如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外在国际形势的严峻（如面临经济封锁制裁以及各种各样政治与文化渗透程度的加剧等等状况），从而导致国人民族认同心理的增强。在一般情况下，民族认同只能以隐态的方式而存在。在此情况下，大量散布于底层的民间记忆是拒绝被收编和训导的，于是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意识。照理说，中国"后现代"论者应该通过自己的文化想象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应以精英上层的理念和逻辑去涵盖基层文化的内蕴。然而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在力图破解西方"妖魔化中国"传统的同时，又以虚构的所谓"中华性"作为对抗"西方中心论"的武器，而所谓"中华性"恰恰是在"文化"日益被"政治"所统摄的状态下立论的，是为民族主义合法性存在辩护的一种姿态。（12）这种"中华性"的设定和以"中国中心论"对抗"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是以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契合的程度为其立论前提的，对抗西方就是捍卫"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实体，而"中华性"的提出，恰恰强化了民族政治的表述语义，甚至成为政治符号化在文化方面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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