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性或曰整体性的当代文学学科，不能不提及我国台湾、香港 、澳门地区的文学。这就涉及到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空间格局问题。由于制度和 意识形态的不同，加上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与大陆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相对间隔，台、港 、澳地区的文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走过了一条与祖国大陆文学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表现出盛衰进退的不平衡状态。它们有自身的运动方式、存在形态和历史经验。但从 总体来看，毕竟是中华大文学、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大陆母体文学文化之间形成一种 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按照某些文学史家的观点，中国20世纪文学在空间分布上可分三 大区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以及沦陷 区的殖民地文学。1949年以后，文学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只是地域的面积变化了，共 产党控制的地域扩大到整个大陆，国民党控制的地域缩小到台湾列岛，而回归前的香港 、澳门地区的文学仍然伴有某种殖民地文化的特征[3]。我们讲当代文学，是可以而且 应该将上述三大区域的文学作为一个有机体，纳入宏观统一的视野之中进行整合研究的 。历史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已对当代文学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告诉我们必须面对 “两岸三地”(即海峡两岸，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事实，在学科的内 涵和研究范畴上要随时应势地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而不宜以大陆的当代文学等同于“中 国当代文学”的完整概念。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复杂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的交错遇合 中曲折进行的，呈现出不同区域的多元的形态和轨迹。我们同样坚持一个文学文化中国 的立场。在对文学因社会外力的分割而带来分流发展所作历史考察的同时，必须充分正 视这种分流始终没有逸出“源于同一文化母体”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一分为多，又合多 为一的辩证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遗憾的是由于泛意识形态、经验美学和思维视野 狭小等局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除了陈辽、曹惠民以及孔范今主编的《百年 中华文学史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都没 有将台、港、澳地区文学纳入自己的视野，予以有机的整合，只能称为“半部”或“大 半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如何通过两岸三地文学的分流考察，描述和概括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构建一个能够整合它们彼此文学创造和经验的中国当代文学 的整体视野和框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
二
相对于整体的中国文学及中国新文学而言，当代文学只是它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文学 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纳入“中国文学通史”或“中国新文学通史”(有的称“中 国20世纪文学通史”)的“断代史”范畴。但它同样也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的特殊性。尽管当代文学同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古代文学、现代 文学中的诸多思想艺术传统，当代文学也有所继承和发展。然而，由于当代文学毕竟是 适应文学变革的需要的，在20世纪后半叶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因而，便 具备了以往文学学科未曾有过的阶段性的特征，即时代新质。
什么是当代文学学科的时代新质呢?最根本的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被政治 化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为政治服务的”，成了当代文学中一种带有根本 性质的最高的原则信条。有论者在概括百年中国文学总体特征时认为：它是“尊群体而 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的。这一概括所指涉的，当然也包括当代 文学。不同的是，当代文学在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它的群体性、功利性和理念性 则集中到了两个方面，这就是对现实的歌颂和对异端的批判[4]。
对现实的歌颂主要表现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的创作上，它构成了一 个时代新的文学风貌。具体到文本创作，往往被赋予这样的涵义：在
内容上，以革命斗 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主要题材；在人物塑造上，以工农兵为作品的主人公；在形 式上，以民族化、大众化为追求目标；在创作
方法上，以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或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范本；在艺术风格上，以豪迈激越、明朗乐 观为主导风尚。这体现了新生的共和国为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学所作的争取，体现了当代 作家在探寻“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方面所作的努力。像郭小川、贺 敬之的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杨朔、刘白羽的散文《雪浪花》、 《日出》，李准、王愿坚、杨沫、梁斌、罗广斌、杨益言、柳青、周立波的小说《李双 双小传》、《党费》、《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山乡巨 变》等，老舍、曹禺、陈其通的戏剧《龙须沟》、《明朗的天》、《万水千山》等，都 有这样的特点。而后者则突出体现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 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等四次“文艺大批判运动”，以及诸如批判萧 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批判李何林的“写真实论”、批判 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一系列的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或“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这种没有尽期的讨伐，给文学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它助长了 作家的创作向着愈来愈纯化、平面化的要求发展。于是，丰富多样的文学渐渐蜕变为单 一的“颂歌”。当这种现象发展到极点时，它也为自身的崩溃预设了时机。“文革”中 文学的悲剧性遭遇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然，物极必反，它也给新时期文学的调整提 供了很好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即所谓的“两为”方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两为”方向虽然仍带有很 强的政治性，但是，因为人民和社会主义对文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范围也是十分广阔 的，因而，实践这样的新的文艺方针，也就能够较好地发挥文学的多样化功能。这对纠 正当代文学长期以来比较狭隘的政治功利观，摆正文学与政治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
经济中心”取代“政治中心”，文学在走出政治 樊篱、回归自我本体属性的同时，又面临市场化的严峻挑战，加上其他众多复杂因素的 影响，出现了不少新问题。于是，传统封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逐渐向现代开放的 “文学与政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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