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角度看，它与非现代，或者更具体地说，与非西方相对照。因此，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是作为一种话语性的图式，依此配对一个历史的谓语可以被翻译超成一个地缘
政治的谓语，反之亦然。……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并存之可能性“。〖25〗由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新文学”仅靠对“西方文学”史实的叙述，无需多少理论的说明，便在和旧文学的对决中获得了绝对的权威。由于文学被纳入到整体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中，隐含在具体历史叙述里的“现代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已然讲出的却又未曾明言的话语，在理论叙事和历史叙事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作用。
从“东西方文化论战”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现代中国思想状况发生了一系列极富戏剧性和深具影响力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化论战是如何从历史叙事的基本形式过渡到理论叙事的基本形式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如何内在地依赖于元叙事，科玄论战的元叙事又如何依赖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国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质疑如何依赖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并促成了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结构是如何脱胎于历史和文化的叙事的？”〖26〗汪晖的这一连串追问提醒我们注意，在新文学构建的过程中，如果同样存在着理论叙事和历史叙事两种形态，那么它们处于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这种历史关系又是如何决定新文学未来的走向？既然新文学缺乏明确的理论界定，那么在否定的对象逐渐衰退的情况下，同一性的态度难免发生分野，原来被包裹在具体史实中的“现代文学观念”也呈现出内在的矛盾和紧张。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但这一分化始终发生在“现代文学”中，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歧和多种“现代观”的争辩，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文学观念”自身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而一旦对手的实力再次增强，有可能危及“新文学”的合法性，那么分化的力量又可以重新集结起来，在和对立面的斗争中获得态度的同一性。
这就回答了前面由《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引发的疑问。三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革命文学的兴起，尊孔读经运动，乃至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各种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五四新文学。〖27〗“大系”的编辑和出版，恰巧为回应这些挑战提供了机遇。这套书不仅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创作的汇集，而且运用具有相当策略性的编辑手法，甚至在
文献史料的选择安排上，都力图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新文学大系》“在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28〗它那精心撰写的“导言”，细致编排的作品、史料，以及颇具权威性的编选者，共同汇聚成一股解释历史的力量，描绘出一幅
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图景。
【注释】
酒井直树（Naoki Sakai）：《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
问题》，白培德译，载《台湾社会
研究季刊》1998年6月。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之三十九，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竹内好：《何谓现代》，霍颖译，载《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2日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载《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6月版。
福科（Michel Foucault）：《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天涯》1996年4期。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晨报副刊》1926年３月25、27、29日。
参见康德（Immanuel Kant）：《回答一个
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译，载《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在文中，他指出“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利欲熏心的或者唯重权势的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像旧的偏见一样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载《偏见集》，页145，正中书局1934年7月版，上海书店1988年12月影印本。
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载《文学》5卷6期（1935年7月）。
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1期。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7卷1号。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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