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注意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联合这一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最为对立的是这两种话语。因为在这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它们能够迅速统一起来，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可联合性。其对立主要是政治上的，虽然阶级立场对立，进行着压迫与反压迫、翻身与反翻身的较量，但在文化基础上，却都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反抗西方
现代文化。所以，在反对五四和扼制知识分子话语方面，二者很容易地统一了起来。
三、坚守者的困境在特殊
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环境要求文学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接受国家权力话语对文学进行整合。然而，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象士兵一样以服从为天职而放弃独立的思考？为了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动员民众的任务，文学必须走向通俗。然而，文学是否就应该与大众认同以至迎合大众的观念和趣味？这是抗战文学在其
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
问题。尽管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对知识分子发出各种传唤，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对国家权威话语整合企图的反抗，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在大众化潮流中所做的艰苦守卫。
我把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发表看作在民族意识中心和国家权威话语整合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华威先生》的确不同于当时的抗战文学，它没有满足于鼓动人们的抗战热情，也没有表现国家权威话语所要求的英雄主义，而是讽刺和揭露了抗战阵营中的官僚，显示了知识分子对独立批判权的持守。小说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理由就是抗战文学的揭露和讽刺的对象应该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如果揭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和丑恶，只能有利于敌人。这种指责更多地表现着对权威话语的依从。这种指责所展示的观念是重要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从重庆到延安，文学的批判精神一直受着这种观念的制扼。因此，这种观念与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权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关于《华威先生》，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抗战生活和抗日阵营的内部，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民族新生力量也有腐朽的旧势力，甚至有各种卑鄙无耻的恶棍。因此，文学不能忽视对抗战队伍中的恶劣分子的揭露。这种意见表现着知识分子话语对旧势力的批判意志。从文化思想上解剖旧社会，揭露黑暗，抨击腐朽，这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努力的任务。即使在战火之中，知识分子也仍然不因为共同对敌而对民族肌体上的毒疮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话语仍然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批判权，意味着他们不愿因为战争而无条件维护国家权威。各种现象告诉我们，尽管共赴国难，但知识分子并不愿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而对权威话语全面服从。作为具体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沉默中保持着清醒，一些作家则在一阵从戎的热情过去之后很快开始进行反省，由单纯的抗战号角和抗战颂转向对旧势力和旧思想的揭露和批判，重新操起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武器。沙汀的《联保主任的消遣》、《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小说都以对
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基层政权的腐败的揭露而获得了较高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情感态度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在抗战初期，允许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存在都是大逆不道；到后期，作家们却纷纷从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战线上撤离，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同一性质的转变。《寒夜》和《北京人》等作品都不再是直接配合抗战，而是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这意味着一种告别和逃离，可是，正是这种告别和逃离而给这个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具光辉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陈铨等人的“民族文学运动”受到的广泛抵制。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所以被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反对，原因是它倡导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自觉不自觉地为国家权威做着意识统一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当时民族危机还没有后来那么紧迫。抗战开始之后，文学事实上已经走上了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致的道路，抗战当中，全国作家都围绕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努力宣扬民族意识，然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仍然不受欢迎，甚至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地考察，原因复杂，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话语对这种试图以民族意识进行统一的做法的反抗。有顺从又有反抗，这正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威话语的复杂关系所致。
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批判者都往往通过“法西斯主义”这一词语把民族主义文学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但陈铨的确不是御用文人。《战国策》的《本刊启事（代发刊词）》中宣布：他们“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它所显示的是民族危难之秋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而作出的一种选择。但是，民族文学运动受到批判和否定却是必然。在陈铨发表的理论文章中，最见水平的是《民族文学运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过去二十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时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经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实在是近几年来的事情。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民族文学来帮助他，发扬他，推动他。”他虽然宣称“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然而，他象30年代初的民族文学运动一样，特别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这就使它象3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样使自己的后背靠在了国家权威话语身上。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共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网摘收藏:
当前位置:
载入中...
-> 在百度中搜索：
-> 在Google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