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为新的妇女观的普及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发展女子教育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相对稳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女子学堂、教会女子大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包括勤工俭学在内的各类女子教育，便是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共识下具体操作的成果。但五四运动后，随着新一轮参政热的出现及人们对妇女经济问题的关注，女子教育似乎不再成其为“大问题”了。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人权与女权》）在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多元共进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提醒不会没有作用，但也不再有“振臂一呼”的效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在提倡男女教育平权，使女子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的同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女子的特殊教育”问题，将女子教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年，梁实秋把卢梭的女子教育观介绍给中国：“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如其教育是因人而设的，那么女子当然应有女子的教育”。他还批评说：“男女平等观念影响于近代女子教育趋势者，至大且深，现代女子教育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把女子训练得愈像男子愈好，这真是徒劳而无功的事。” 。1927年，马寅初在对北京女子学院中学部的讲演中，从女子具有“爱”“道德”“精细”“节省”等特长讲起，论述了男女差异及与之相关的教育观念，指出：“女子自有其所长，自有其特性，正不必强学男子，跟着他跑。” 让教育更贴近妇女的自然特性，从理论上说是正当的，但与当时的现实迫切课题相左，故此类呼声甚微，未能也不可能能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
总之，“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并非是上述那些文化精英或那个时代的其他有识之士的“发明创造”，而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和传统文化，主要从西方引进的“他山之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具有以下特色：一、它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无论是阶级论和社会主义观，还是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都无不具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西方文化色彩；二、它必然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性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三、由于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因而在妇女观的引进、宣扬和实施主张方面，也就必定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李大钊侧重于阶级斗争、周作人偏重于素质教育、张竞生热衷于性学普及等等。概括地说，其总体特色就是：西方的、完整的和个性化的。
大半个世纪过去，新文化运动的那些精英们的妇女解放理想又实现了多少呢？从政治和经济层面看，虽然问题还不少，但至少已不落人后。也就是说，所存在的问题大体已非我们所特有，而是全体人类所共同的了。但在素质教育和性教育方面，尚有不少差距。尤其是性教育方面，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更重要的是，时代进步了，而我们迄今尚未突破和超越他们的那个具有浓重西方色彩的理论框架，形成更符合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和更具时代特色的新框架。也就是说，不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便是理想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例如，如何突破和超越男性本位的局限，形成真正建立在女性特质和两性和谐基础之上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这不仅是我们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妇女解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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