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言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涉及范围广，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
三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知识分子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其中一些内容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得重视与解决，我将择其要而叙之。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 ，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一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二元妇女观，进而养成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观念上的自觉。
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发展权，这是对西方男权社会的反拨。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讲究“天人合一”，“男主外妇主内”；一方面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从来都是依附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而不再把妇女看成家族的、男性的附庸。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吴虞在《女权平议》中对封建的“男主女从”的妇女观发起猛烈攻势，指出“以欧美妇女之趋势证吾国家庭之现象，诚有不忍言者”；“愿通达古今之君子，览世界之大势，勿徒吟咏咀嚼二千年以上之陈
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如今欧美的男子，知道了女子的本领，承认女子有独立的资格，以男女两性为本位；依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人”，为男子的则应顺乎时代潮流，帮助女子实现“人”的解放。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中指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另一方面，他们则呼吁妇女从被奴役的恶梦中醒来，明白“自己也是个人”，不再甘为他人的附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给中国妇女，指出娜拉所以要离家出走，只是因为她觉悟了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他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知道你自己”引入对妇女问题的思考：“
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
“人的觉醒”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觉醒”，要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从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价值。二千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意识中，妇女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祸水娼妇；或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或为男人泄欲的工具，都要以牺牲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食色二性”都是针对男人的满足而言的，女人不仅没有经济独立的权力与意识；而且在性生活及性文化上，也从来没有“做女人”的权力与意识，女人被看作是没有性欲的，从而，从最基本的生存意识上，剥夺的“女性”的存在权力 ，无性的爱和无爱的性，构成了“文化的死角” 。因此，从性别观念上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封建文化对妇女身心的禁制，就成为“五四”时期的重大课题。为此周作人翻译引进《贞操论》，介绍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及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妇女观，旨在向人们说明，女性不仅有性欲，而且是与男人有差异的；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性欲，都是正当与健康的。尊重妇女，就应从尊重妇女的性欲求与性心理，了解男女性欲差异开始，真正把女人当作有情有欲的活生生的“女人”来看待，男女都应如此。浪漫如张竞生者，设计了《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欲
一改封建专制下“男主女从”的妇女观，确立“新女性中心论”，用女人天性中“爱”与“美”的特性主导社会，从而构成一种男女两性和谐的“艺术的生活”。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将法国浪漫主义与性科学引进中国，为人们描画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两性生活蓝图，其中既有纯洁的性观念，也有艺术的性技巧；女性成为自己身体、情感的主人和社会的主角，她圣洁而美丽，善良而多情，健康而快乐……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找不到这样的妇女观。但是，正如伍尔夫所说，女性的解放是以“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为基础的。 对广大妇女而言，制度的变革与经济的变革是妇女解放的硬件，硬件没有，其他一切免谈。因此，这类立足于妇女的性特征而阐发的妇女解放论，虽然触及了两性文化的根本，但超越当时妇女解放的现实太远，其存在意义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理论探讨，而张竞生本人，也只能落得个“被淘汰出局的失踪者“（周彦文语）的命运。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还就当时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的“以男性解放为标准”的偏颇，提出质疑。他们或从女性特有的社会角色出发，认定“男子的气质包含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发主的精神”；或从女性特有的性心理出发，指出健康的社会是以健康的个人的发展为基础的，不重视女性特有的性心理需求，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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