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全面审视近代以来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胜任的。在此，我想说明的只是：以“激进”或“保守”为近代以来的各种人物或流派贴标签，既不可能涵盖异常复杂的历史变化，也不利于对生活在历史剧变时期的人或事的客观
分析与把握。以康有为为例，许多学者将他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不仅立足于传统文化，提倡孔教，而且还保皇。但想当年，他与梁启超不仅因“领风气之先”而被斥之为“乱党”，而且，在其《大同书》等著作中，还为时人描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高度机械化、电气化乃至自动化的新机器、新技术到各种先进的社区服务机构，从议会
政治、地方自治到天予人权、男女平等。他甚至提到了人种的改良——“易地”与“通种”，即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再“采西法之良而养生”，使黄种人“不待大同之成”便“尽为白人矣”，其“激进”气度之大，我看不在后来的“西化派”之下。然而，在另一些学者眼中，他不惟不保守，反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甚至“超前”的思想家，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主义者”，理由是他不仅热烈地拥抱西方文明的两个方面——民主与工业，还看到了世界文化
发展的美好前景，即各个国家的和民族的文化都会消逝，从人种到语言，都将混合为一——世界将归于大同。中国的国粹儒教在近代中国要保存，但在新世界中亦无立足之地。所以，“事实上，康氏不是主张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纯粹的世界主义”，“他的‘大同’乃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终极目标”[4]（P.531～532）。如此“见仁见智”的历史评价，真令人无所适从。而如此为我所用地对待历史人物，倒也应了钱钟书所谓“他传等于自传”的调侃。不过，话又说回来，康有为的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功绩，就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汇“激进”与“保守”于一炉的“大空框”，能让后人随心所欲地往里填“私货”，难怪一位西哲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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