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2)

近代士人与流派被如此“解构”的，不止于康有为。再看看被称为“文化怪人”的辜鸿铭，由于他公然留长辫、赏小脚，倡多妻，主尊王，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而被时人斥之为“遗老”，并归于“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之列。但近些年来，又有学者发现了他的“超前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认为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出路”这样一个中心立论的，他实在是个在学术上打通中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文化视野的、“不该遗忘的人”。这无疑是对辜鸿铭在中国文化本体上采取保守态度的合理性的肯定。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论者又轻视了辜鸿铭在文化形态方面的保守性及其社会影响，将他对纳妾、缠足、留辫子也近乎狂热地维护，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由“先天的偏执型气质与后天受浪漫诗人思想感情影响”而形成的“个性”使然。[5]当年，辜鸿铭曾指责那些文化激进派“将爱国主义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今天，所谓的“个性特征”，却又成这位“怪杰”在文化形态方面保守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的护身符——这一切都源于对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以及近代以来两者矛盾运动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更何况，文化的“激进”与“保守”从来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相对性概念，所以，在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眼中，辜鸿铭好像从来就是一个“外人”，他的幕府同僚钱恂就说他“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太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博学却又口吃如章太炎者，则说“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6]（P.448）言下之意，似乎还是认为他过于“西化”。如果说康有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融“激进”与“保守”于一炉的新旧文化的“空框”话，那么，辜氏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融“东学”与“西学”于一身的“杂种”范例，他亦东亦西，亦新亦旧，亦“激进”亦“保守”，哪里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可以了得。

相形之下，倒是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更加贴近文化变革运动。他们针对陈序经等“全盘西化”派的理论核心——中西文化只有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异，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的文化各具特色，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且努力论证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体系和价值，抵制和打破“全盘西化”论所意味的民族虚无主义，从而在客观上坚守了中国文化本体，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开辟了先路。然而，他们和后来的新儒家（包括所谓“第二代”和“第三期”新儒家），皆未能划清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界限，从而将“儒家”这个包含着文化本体的文化形态，当作了文化本体，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本体与形态一视同仁，有如把不可变的“孩子”与可变的“洗澡水”一并加以维护或加以整合、传播和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