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帛书与竹简哪一个是原貌？哪一个又是后来的改动？还有，这一文本的差别是否具有特殊意义？从表面看，竹简的次序显然更为合理，特别是仁义礼智以后基本成为一个固定的说法。但帛书本的次序是否就完全就没有根据呢？帛书本中仁、智相连，这在先秦典籍中时有所见，如“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也常常仁、智对举，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雍也》）“知及之，仁守之。”（《卫灵公》）帛书的表述可能即与此有关。至于义、礼的次序，同样也常见于先秦典籍，如“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左传·襄公十年》）“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昭公六年》）“非礼不终年，非义不尽齿。”（《国语·晋语》）“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国语·楚语》）这是否意味着帛书的次序更早、更为原始，而竹简乃是改动、完善的结果？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尚不能成为定论。不过即使认为竹简这一处次序更为合理，更接近原貌，也很难说帛书本在整体上不及竹简，至少从全文来看，这一处差别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五行》靠近结尾处论“目而知之”一段，帛书与竹简的叙述也有不同，帛书的顺序是：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几而知之；竹简的顺序是：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几而知之。譬而知之与喻而知之的次序被调换了，但这个调换诚如庞朴先生所言，“只是用语上的不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即使不是传抄之误或笔误，也很难说有优劣之分。所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⑥。此外，帛书与竹简互有讹字、脱字、衍文、脱文现象，可以互相参照、补充，前人对此已多有论述⑦，故不再赘述。
（三）
对于《五行》经的部分，现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子思的作品，或至少是子思学派的作品，这一看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首先，早在二十年前马王堆帛书研究中，庞朴先生已指出，仁义礼智圣五行即是荀子所批判的思孟学派的“五行”⑧，揭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这次《五行》与《缁衣》等相传是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无疑证实了以前的判断，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首倡五行的子思。试想，这部名为《五行》的儒家著作，曾在战国中期以后的时间里如此广泛地流传，而子思又曾“案往旧造说，以为五行”（《荀子·非十二子》），以至引起荀子的激烈批评，那么，虽不排除成书于他人之手的可能，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子思的作品，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当然，要确立《五行》与子思的关系，《五行》的写作年代无疑是另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前面关于《五行》经文的讨论，可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判断。现学术界一般认为郭店一号楚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不晚于公元前三○○年⑨，考虑到《五行》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特别是竹简并非《五行》最早的传本，那么，它的书写时间可能还会更早，虽不排除完成于子思弟子的可能，但基本可看作是子思（前483—402）的思想。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有些学者注意到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有“案往旧造说，以为五行”一句，又看到郑玄在《中庸》“天命之谓性”一章后注曰：“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于是认为子思的五行应该是借用了古代的思想资料，是与水木金火土相配的，而《五行》没有水木金火土的痕迹，因而只可能是子思后学的作品。其实，郑玄这里主要谈到的是仁义礼智信五常，而仁义礼智信成为固定的说法乃是较晚的事情⑩，所以郑玄明显是以汉人的观念附会古人的思想，对于
理解子思的五行说并没有太大价值，就
目前的资料来看，还是将《五行》看作子思的作品为好。
注释：
① 帛书本作“恋恋”，据竹简本改。
② 帛书本此句脱漏，但说中有“仁气，礼乐所由生也。言礼乐生于仁义……”等。
③ 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
中国哲学》第二十辑，221—227页。
④ 参见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
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简帛〈五行〉文本比较》，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4月。
⑤ 邢文：《〈孟子·万章〉与楚简〈五行〉》，《
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228—242页。
⑥ 见上引庞文。
⑦ 见上引庞朴、邢文、丁四新文。
⑧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文物》1977年10期。
⑨ 参见《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7期；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⑩ 参阅拙作《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学说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8月。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
转贴于 酷文网-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cool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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