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
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
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
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
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
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
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
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
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
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
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
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
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
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
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
“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
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
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
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
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
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
《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
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
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
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
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
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
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
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
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
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
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
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
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
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
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
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
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
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
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
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
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
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
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
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
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
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
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
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
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
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
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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